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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
一
最近，草泥马与河蟹的故事在网上疯传，主要的版本有两个：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以及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对之，崔卫平教授专有一文“我是一只草泥马”。事情的起因是，自进入2009年，政府开展“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简称“反低俗”，也就是新时代网络版的“反精神污染”，目的是维护“和谐”。一时间，被查封网站有1900多个。崔教授提供：被封的“低俗”网点包括“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亚洲周刊”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组，还有比如“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凡是网民都知道，这些网点多是严肃、锐进、有思想的，怎么就归到了“低俗”。当然，我们的党是有传统的，凡是自由的、健康的、光明的精神思想，就属于“污染”，有害于“河蟹”统治。
如果中国真有一项顶级自由艺术奖，我想该颁给《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和《草泥马之歌》。就文字，草泥马有其积极的意义，它创造了一个美丽的童话：遥远的戈壁，生活着一群善良、勤劳、勇敢的草泥马，它们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和野蛮的河蟹顽强抗争。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故事：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难怪，作者为之配置了天真、纯洁、可爱的童声合唱，及和善、庄重的讲述语调。但是，草泥马的谐音导向另一边，粗俗淋漓的痛骂，这痛骂的对象就是国家权力——“河蟹”。虽然是粗俗之骂，但让人痛快，犹如央视大火。因为这个权力太蛮横了，指鹿为马且不算，而且自诩为神，不许质疑，不许对之说“不”，只可民屈膝高唱赞歌。人们也真是无话可说，而可说的话也都会冠以“反动”、“颠覆国家”的罪名，最不济也还有“低俗”的大口袋。于是，人们也就只有这句“XXX”的国骂了，但骂政府是要坐牢的，因而粗俗之骂就成了天真之唱，“XXX”演成了“草泥马”。不得不承认小民的伟大智慧，或说伟大的想像和创造，愤怒出艺术。
“草泥马”，一语谐音在天真的童话和粗俗恶骂间张开巨大的反差，构制了荒诞喜剧效应。讽刺喜剧就是A与-A冲突的意义反置，而瓦解既定价值或秩序。骂政府是不允许的，而歌唱则是被赞许的；于是人们便以最天真美好的歌唱，寓以对权力的恶骂——在歌唱中合法地完成诅咒。在此，人们不仅发泄了对权力的愤恨，而且集体嘲弄了了权力。权力者自然明白“草泥马”的恶骂，却无言以对，因为那只是孩子们天真的歌唱。在人们的笑声中，至上的权力被颠倒到至下，伟大的党是“河蟹”，该被“草泥”。这就是讽刺喜剧对权力之名的瓦解和颠覆。权力横行之下，网民智慧地完成了一次对权力的“伟大”胜利。
二
“草泥马”是“恶搞”代表之作。艺术中向来有“幽默”、“讽刺”、“荒诞”，但是唯有中国盛行“恶搞”。政治“恶搞”是中国后极权社会的特产。毛时代，不可能有“恶搞”，因为毛统治更严酷，仅怀疑不忠，便可坐牢乃至杀头；而自由社会，无需恶搞，如果党可以公然批评，乃至大骂，也就用不着劳驾“草泥马”了。后极权是该制度走向衰落和瓦解的阶段。一方面依然是极权，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分化、市场经济、国界开放、人们意识改变等原因，权力疲惫，统治效能下降，社会有了一定的松动空间，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于是人们长久积蓄的政治愤怒、厌恶、反叛便从种种缝隙，以种种方式，潮水般涌现出来，势不可挡。
政治恶搞实是民对强权的反抗。民主制度，民可制约监督权力，乃至更换；即使是威权制度，民也还能批评、甚至反对政府；而极权制度，民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民意没有正当的表达途径。于是人们才以“非正当”的恶搞去表述自己的政治意愿。“八九运动”是民众积极建设性的政治表述，其是理性的和平的，但是遭致杀戮，《零八宪章》也是积极建设性的，但也遭到了镇压。极权之下，凡不合权意均属“非法”，于是人们就只有恶搞了。例如，此次以“低俗”查封诸多思想网点，网民是可以诉诸司法，或上街抗议游行，还是能硬办下去？忍无可忍，草民也就只有“草泥河蟹”了。
中国的政治恶搞不同于自由社会的政治讽刺，前者对权力怀有“恶意”，仇视与敌意——“我邪恶地笑了”。因此，恶搞有泄愤、存心“捣乱”之意。自由社会，主权在民，政府不好可以再选，因此民对政府有不满，但不会弄到仇与敌的地步。极权制度则不然，强权无制约，为所欲为，民只能逆来顺受，而这些积蓄下来就是仇恨。再，中国的政治恶搞是全民性的，作者多是无名氏，一个政治笑话，通过手机、网络，瞬间便会风靡全国。它说明，民与权的关系已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有机遇，人们转手便会对之投石埋葬。川壅而溃，恶搞是溃的征兆。
极权就是要求绝对权力，因此它要神化自己，中共意识的核心就是党、领袖之神话。也就是说，在枪杆子强制之外，极权制度也还要依靠笔杆子罗织全套谎言。恶搞的主要功能，就是瓦解权力的神话——谎言，
让偶像在玩笑中化为尘土。比如歪唱“南泥湾”、色情雷锋、厕所解放区、梦魇毛泽东、裤裆央视、牛X神七、民版八荣耻、三块手表、草泥河蟹等等，在小民铺天盖地的坏笑间，党神话灰灭，沦为小丑。恶搞的意义实在巨大，瓦解权力之名，也就是瓦解权力。之所以说后极权是其瓦解、完结的阶段，因为极权依靠民众对它的迷信，而当人们对它不再相信，进而怨愤、敌意，想方设法与之做对，嘲笑、捣乱、破坏的时候，也就是它的末日。
恶搞是在禁止之下借粗俗玩笑的泄愤。说恶搞是另类反抗，不仅在于它的特别方式，也在于它是否定性的反抗，或说负向价值的反抗。文明之意义，不单是否定什么、反对什么；更在于肯定什么，建立什么。极权之下，泄愤、亵渎、捣乱都是有意义的，其是小民反抗强权的武器；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在否定和反对之外，我们还需要肯定和建立，比如“八九”及《零八宪章》。再，痛骂、亵渎极权自然应该，但是痛骂、亵渎本身有其非文明性，其不单会瓦解权力，也增长社会的虚无。因此，恶搞只能是反抗的副业，在此之上，民众需要坚持对极权的正面抵抗，严肃认真地批评及权制度，要求自由民主，如“八九”和《零八宪章》，其不仅是思想意识的，也是社会行为的。
三
前面提到，除恶搞外，草泥马也有积极正面的意义，那就是文字上的草泥马抵抗河蟹的故事。在此，每个人都应该是一只草泥马，不屈不挠地抗争河蟹，把它们赶出马勒戈壁。
说来可悲，八九之后，中国最伟大的艺术竟然是恶搞。当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一窝蜂地涌向武侠、宫廷、春晚、奥运式、小品、贺岁、流行歌、大片儿的时候，恶搞却持守自由之精神、勇气与艺术之锋芒，以智慧以荒诞以笑，抵制瓦解嘲弄权势。难怪，当今人们把韩寒视作文化英雄。由此而言，恶搞倒是堕落中的砾石、亮光。
就现今中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时代，可是我们的作家们偏偏没有讽刺作品，即使恶搞也是来于民间。我盼望着中国有草泥马版的《巨人传》、《好兵帅克》、《二十二条军规》、《二十年目睹怪现象》和《三毛流浪记》，盼望草泥马版的卓别林、罗宾·威廉姆斯。如果恶搞搞到这个水平，就是中国文化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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