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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作者铁流在鲁迅故居前留影
《谁把聂绀弩送進了監獄？》读罢章诒和的这篇文章不禁掩卷沉思：在我记忆里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是这样的。我读书不多，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谓旧社会系指1949年以前的中国，我在这个中国生活了16年，也算个“遗民”吧？那个中国“旧”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做人要讲诚信，守规矩，不盗不淫不娼，否则为人看不起；二是要孝敬父母，尊师重道，待人以礼，亲邻助人，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三是要不揭人短，重情重义，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既不挟私泄愤，更不公报私仇。人人心中装着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做人标准。
听长辈讲，那时也有人向官府告密，一是为了邀功请偿得几个臭钱，二是为了借官府力量制复仇家，但总视为非光彩之事，悄悄地绝不张扬，否则为人不齿，故绝无义务告密者之人，更无有人视之为“光荣”的行为。
到了“天翻地复慨而慷”的1949年后，新朝新政的共产党，将“旧社会”那些做人的美德一律视为封建主义的东西，均为打倒扫除之例，自此一切按“新的道德”标准办事。“新的道德”标准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没有私情、亲情、友情，只有“革命”之情，“共产主义”之情，就是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为了这个“亲”，这个“大”，就要自觉地“维护革命利益”，凡是发现一切不利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言行，要向“组织反映”，要主动地与其进行斗争。
这个“自觉”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是心甘情愿“忠于革命”的表现，就像一个少女主动把贞洁送给别人，还说这是我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这样献媚讨好的事不胜枚举，成为50年代青年追求进步的风气。
我是个“翻身的贫苦学徒”，自然将此奉若神明。为了追求进步挣表现，曾向组织检举揭发国民党95军上校的二师父“私藏枪枝”，骂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反动言行”；为了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我也曾大义灭亲，向乡农会告发堂叔分散财产隐瞒田亩的“罪行”；为了“忠于革命事业”，自觉捍卫“人民利益”，我不辞辛苦自觉地去跟踪视为“阶级敌人”的一切言行。好在我父亲不是地主。资本家或什么分子，若是定会面对面和他斗争，甚至把他押赴刑场。做些违情悖理的事情从不脸红愧心，反“大义凛然”认为是在“追求进步”、“追求革命”。当然没有任何人遣责过我，更多的是“党和组织”的表场，人们的称道。久而久之我习以为常，自已不但这样做，也叫别人也这样做。我做他做大家做，攀比仿效，蔚然成风，而不知是全民族的精神堕落，中国人的自毁自弃，大家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充当了“义务特务”。于是你检举我，我揭发你，相互残杀，相互构陷，心灵变得灰暗阴险，有时虽知不对，又不能不为之？
我想大声地问一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你检举、告发、反映过别人没有？良心上有无愧疚之处？你能说不吗？
民族需要反思，人人需要反思，否则这个民族无救！
我的省悟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运动之始我是审干小组核心人物，检举揭发批判别人从不手软，深受领导器重。在半月后的“机关保密大检查”中，我去翻查别人办公桌、衣箱里的文字东西，别人也翻查我的办公桌、衣箱里的文字东西。没有想到我日记上一首小诗，竟引发出一场灾难，成为“小胡风分子”，批判审查软禁近三个月。那首打油小诗只有四句：“菊花开放百鸟鸣，年少心灵志尚高，有一朝一日风云，起平步飞上九霄云。”说我有“变天复僻”思想。
当然此事不了了之，因为我既无有“变天思想，更与胡风八竿子打不着，而我却猛省了：政冶斗争太血腥可怕，“黄雀捕蝉，岂知螳螂在后”的诡异。所以在“反右斗争”中，我才守住了一条做人的底线：绝不检举揭发人！当“整风领导小组”要我交出私人来往信件，我口里应着，回家即刻一火而焚；当有人为了解脱自已，编造出四川文艺界有“七人反党集团”，要篡夺党的文艺领导大权。我坚持事实求是不跟进，最后落得一个“死不认罪改悔”的“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教劳改，一去23年。后在四川省惊天大冤案“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我作为重大嫌案人关押在省公安厅梓童巷看守所审查，不管别人怎么嘶咬，怎么交待，我永远是三个字“不知道”，结果既保住了自已脑袋，也没有陷构他人，凡那些相互嘶咬者都未脱去关系。
在漫长的监狱岁月中抱住一个信念：不出卖人不检举人，决不走“立功赎罪”做狗之路，要关就让他关，直至关到放我一天为止。
监狱是人狗混居的地方，别以为政治犯都有节操，逾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逾可怕，自古“有文人无行”之说。我十余年长期和死缓、无期呆在起，案情多为新老反革命。老，指国民党军政人员；新，即新生的反革命。大家成天都是你监督我监督我，你写我揭发材料我写你告密文本。都想“立功赎罪，靠拢政府”。
“靠拢政府”就是害人！一些人以此为业，成天发疯写，连别人说的梦话都要写成材料报告给狱吏。记得国民党中统局有个叫胡然的上校老特务，成天不写检举过不得日子。他身边睡的是个新生反革命杨世光，他多次向狱吏汇报：杨在梦中喊打倒共产党，结果把杨批斗了三天。于是引起不少人不满，巧好“双十节”那天他穿一身新衣服，几个人联合一气说他昨晚在梦中发笑：明天是中华民国国庆日，我要庆祝。由于他写的检举太多，狱吏有点心烦，现在大家反映自然相信，也被斗了三天三夜，还打得鼻青脸肿，自此有所收敛。
我发现但凡出卖人的人，也被人出卖，相生相克自古如此，应了我欲害人人必害我。不过明面上的人易防，最难防的是身边的人，我们称之为“笑面虎”。他装着和你亲近，用话套你，然后把你说的话斩头去尾写成检举材料去立功。就像章文中所写的黄苗子等人。
在这个特殊环境里要想安然无事，不说话不行，说话也不行，很难对付。我的原则是：不动笔只看书，决不与私人发生交往，说话拉大嗓门，更不主动找狱吏说事交心。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不画猫猫的人，别人也就难画我猫猫了，而一些狱吏也不为难我，相反很尊重，对一些画猫猫的人到很厌恶。
“平反改正”后，我曾去关押我地方回访，与当年狱吏作过推心置腹的交淡，我问他们：那时我不写检举揭发你们心里怎么想？他们笑了：做为职业我们必须号召在押人员“靠拢政府，立功赎罪”，其实在心眼里对这些老写检举揭发的人是看不起的。今天你可以告发别人，难道明天不会告发我们吗？其实交上来的检举材料哪认真看过，回手就扔在字篓里。对你我们很尊重，有人格、有骨气，不做违心事，不说违心话。
悠悠岁月原来如此，不尊重人的人自然不受别人尊重。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回归后一次和堂姐谈到“林彪事件”。堂姐说，“林彪事件”发生后，作为党员的她并不知道，消息是严密封锁的。1971年10月的天，全市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集中到总府街省府礼堂开大会，上面宣布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国罪，全场两千多人无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反映，大家面面相觑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散会后走出礼堂也莫有一点声音，如同结了冰的水。回家后她和与会的姐夫哥也不谈这事，直到半夜才悄悄问姐夫哥：这是真的吗？姐夫哥吓得直忙捂住她的嘴，翻身下床轻轻启开门探头看了一下，确定无人监听，才关上门窗耳语般地说：真的，当然是真的。且声音在打颤。
中国，唉中国，别说老百姓，连共产党员都活得如此惨不兮兮！有什么好说的。
时间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别以为就没有告密的人了！有，还大有人在。一些人将告密视为了自保，一些人将告密视迂升之途，成功之路，一些人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一个卖淫成性的妓女，不找男人通一通，下面就过不得日子一样。2007年适值“反右斗争”50周年，几十人聚在一起聊了聊，由我开了会餐的饭钱，伺后有人向公安机报告，说我是幕后的“头头”，立即被盯上，电话被监控，甚而限制出境，至今还是重点“关怀”的人。大概时代不同了，人也老了的原因，当局终于容忍了我。
无独有偶，前不久华东政法大学老师杨思群，在课堂上讲了一下过去“革命”的真实历史，竟然有两个女大学生去上海市公安局检举杨老师在课堂上散布“反动言论”；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前不久告诉我，因他在网上写文反对“毛邪教”的复活，一位自称是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杜一达再化名为胡敬波，也四处写信状告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绝不要以为这是个别事件，更不是年幼无知的幼稚，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人仍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的怪胎，以为此道仍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飞黄腾达的捷径，当然也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延续。
说得不客气一点，今日中国仍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政治妓女，把个人的升迁发展，幸福生活仍寄托在出卖灵魂上，而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需要有出卖灵魂的妓女。甫志高、王连举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量的多少不同而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遍地是告密者与出卖灵魂的人，中国成了一个政治妓女的国家。为此，聂绀弩被他“知心朋友”送进监狱不足为怪，为怪是这个民族和国家：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怪胎？我们只希望不再重演，可想不到仍有悲剧发生。中国，你何时才能涅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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