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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人有記忆,动物没有記忆。人吃了辣椒知道那是辣的,吃了苦瓜知道那是苦的,喝了醋知道那是酸的。可而今一些人却沒有記忆了,至少是失落了記忆,面对过去的亊情記不得了,诸如“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六四”。究其原因,一是,官方用尽一切解数封杀历史,强迫遗忘,不論教科书,报刊、电視等媒体绝口不提;二是,通过“组织手段”发文件、出通知,不准提及这些事情,再就是经历者的我们,除于自身安全原因,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回避,在客观上为毛泽东掩盖了诸多罪恶。《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在前言中,一針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为此,我们要拒决遗忘,留下历史,决不能面对孩子说假話,把经历过的各种灾难带进坟墓,帮助“伟光正”继续撒谎骗人,而去玷污灵魂。 我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放弃对历史的责任,一定为历史留下证词,如果为此而遭不测,一定无悔无怨。不但要说真话,还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它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得活得像个人!所以我总是把亲历、亲见、亲闻的亊情记下来,但凡与“五七难友”接触,总要谈及往亊:你是怎么打成右派的?打成右派后吃了些什么苦?看到了些什么悲惨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追问,不厌其烦地記录。 新近,难友戴传熹从杭州來京看望女儿,距我家十站车程,直达不转车,去來较为方便,我们整整有三个半天在一起交谈往亊。他长我近两岁,乍看比我还年轻,来去揹个旅行包,罩顶Polo白色的旅行帽,用时下流行语叫“酷”。开始他觉得自已没有什么可写的,对于过去的亊情记不清楚了,经过几次交谈,他终于找回了那段失落的記忆,其亲历亲见的亊情,竟如此惊心动魄! 他是哈尔滨外语学院的本科生,是李鹏夫人朱琳同级的同学。远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日寇侵华心怀深仇大恨,对独裁国民党腐败政府深恶痛绝,追求民主,渴望社会公平正义,远在1949年在地下党组织同学的引导下,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急需各类人才,他被提前结业分配到北京中央政府政务院设计总局(现钓鱼台国宾馆)外事室工作,后又任苏联专家日尔柯夫斯基日常翻译,长驻沈阳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分局,奔走于东北各地。想不到這么一个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前途似锦的有用之材,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治“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誘惑下,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又是团干部,听党的话,起模范带头作用,认为是自己的应尽之义,在一次会议上,他来了个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和实话实说,同时还向组织反映了一些来自群众的社情民意,其核心诸如“共产党一党天下;共产党以救世主自居,自诩一贯正确;向苏联一边倒不科学;共产党说得好听,做得并不好看,如今人民当家作主、民主、自由等与日俱减等等”。没有想到不到二十天时间,竟成为全院的“右派明星”。 党和组织对他本着“宽大为怀”,处分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月工资从过去的72元降为36元,送到錦州市锦西劳改化工厰去“劳动改造”,這一去就是整整20年。 “保留公职劳教”,我还是第一次得知,在我们四川近十万右派“劳教大軍”,全是开除公职的,而且是强迫。我想也許此种“保留公职”的“劳教”,一定比我们“宽松”、“人道”,唉,哪知更霸道。他说,整整关了20年,這20年全在錦江劳改化工厂的高墙里,前11年(1958至1970)在高墙這边“劳动改造”,拿钱买饭菜票,所谓在“职工食堂”吃饭,后9年(1971至1980)在高墙那边也是“劳动改造”,是国家统一供应吃穿。四川话叫“穿公家吃公家,背上揹个紅疤疤”。尤此可见中共当局是怎样地在违反法律,漠视人权,五十年后的今天此种恶法仍然大行其道,难怪毛泽东还虎视耽耽地站天安门城楼上,国家何以能民主宪政?这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他“升级”没有点原因,“既未偷又未抢,更未参加国民党”,仅是出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要打击“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是装在倉库里的“现成货”,抓出来“卖”就是,也是“伟大领袖”“英明决策”的“伟大体现”。回忆到这些往亊,难友戴传熹无可奈何地说,我可是“接受改造”的,突然一天把我送进“集訓队”学习,再后抓进錦州市看守所,一未过堂,二未审问,一宣布就是15年。“罪名”是:“一贯坚持右派反动立埸,对现实不满,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攻击伟大领袖,为工贼叛徒内奸刘少奇鳴寃叫屈,企图复僻资本主义……”圣女林昭是這样杀的、川大女生冯元春是這样杀的、“紅岩志士”周居正是這样杀的、共产党员杨应森是這样杀的、王申酉、李九蓮、张志新都是這样杀的,杀杀杀,不然何以叫“无产阶级专政”?他万幸,才十五年。此后妻子离婚,女儿改姓,一个本来就是破碎的家,散架了,支解了,“党啊,你真伟大”? 不过,更使他揪心惊心的,是“升级”宣判的那一天亱里。大概是1970年7月的一个晚上,獄吏突然将看守所30多个“未决犯”集中关在一个大监舍里,就像一群将送到屠宰场去宰杀的牲口,个个惊魂落魄,悬心吊胆,踡缩在土炕上,不停地颤抖。晚上十点,一个身负脚镣手铐的重犯,在一群武装的押解下关了进来,就睡在他的旁边。出于人性的良知,他主动关照呵护,诸如解手帮他拉褲子,吃饭帮他喂进嘴。他悄悄打听,才知這是个南方人,原是一家国营厂矿的技朮员,好读书、好学习、好古诗词,只因在书写日記的首页上,有岳飞《满江紅》一词而引出横祸,那个南方人在“壮土飢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字里行间加有着重号。 在疯狂血腥年代,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只要运动一来就得过滤。南方人的父亲是国民党軍官,自然有天生的“反动思想”,为什么上千万首词不写,偏在日记上写這首词?“胡虏”、“匈奴”又指谁?查阶级,追五代,硬说是针对共产党。加之在批判斗争时,他态度不好,出手打了“积极分子”,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阶级报复”,抓进看守所。又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拉肚子,不慎误撕了一页“紅宝书”做便纸,被一个叫驴的犯人检举。那时,這破玩意儿遍地都是,就像今日墙边地角的白色垃圾袋,但却秽瀆不得,有如修道院的圣女,如果谁不注意秽瀆了一下,就像奸污了书的“伟大”作者,称之为“恶攻罪”,是要砍头的,這个南方人遇上了。晚上南方人要小解,他为他拉褲子,南方人死活不让,说:大哥,我是要死的人了,怎能折腾你。第二天早晨早餐,他去喂他面汤,南方人说,大哥,你吃吧,要走的人了还有什么饿不饿?他含泪相劝:别這样想,还没判呢!就撕了一页书唄! 就为這一页书掉了脑壳。当年這种事太多太多,笔者所在的四川省笫四监獄,好几个犯上也寃在此事上。有什么办法,时代就是如此荒唐,今天活着的人谁也难以相信,但這是历史! 更使他惊吓的,是他们押到锦西市火车站去公判,三四十人清一色的“反革命”,人人胸挂打了紅叉的纸牌,在武装强扭下全跪在地上,一个胸牌上写有“现行反革命马相冀”的人就跪在他旁边,不一会儿两个武装把他拖到后边去,大约10分鈡后跪回原处,却满口是血说不出话,原来舌头被割了去。马相冀也是犯的“恶攻罪”,当法官一字一板宣读判处他死刑时,马似有不服,嘴不停蠕动,但说不出话来,只有呜呜呜的声音。那天杀了五六个“现行反革命”,他还算好,保住了小命。 在那个年代,杀人就像杀只鸡,唸完判决书就拉出去,家屬还得付子弹费。检举南方人的驴,原是个判了死刑的强姦犯,他作案是在一辆大货车上。一个晚上,他扒车盗窃,車上篷布下有两个搭“黄牛”的妇女,他竟然当着一个妇女面強奸另一个妇女,此事轰动錦西市,加上前科被判处死刑,但這次因“检举有功”,改为了无期。一次“驴”当着他的面,恬不知恥地说:哈!十年后出去,我是现成老太爷了!气得他挥手一拳,重重打了“驴”,为此被記大过一次。 共产党的监獄把人渣和精英关在一起,而且还用人渣来监督精英,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应載入世界吉尼斯纪录。马相冀被杀沒有叫出声来,今天我们为他大叫一声:马相冀,活着的人永远記着你的名字,你是无辜的,是暴政吞噬了你的生命,纵在阴间也要向毛泽东索命! 這是一个险些被忘却的记忆,要不追索查找,就失掉了。只有找回失去的记忆,才有记忆的文字。拒绝遗忘,是我们一代幸存者的历史责任! 戴传熹,1993年在国企杭州电子仪表组件厂以高级工程师退休,但失去的二十多年青春岁月再难以找回。他说:这个共和国政府为何会如此狠毒?明明把无辜者错划了,欠发他的工资至今不认账,岂不忒霸道了?!我将保留讨还公道的权利。 討还公道,不是他一个人的声音,是数以千計万計亿計,中国人民的声音,也是我们55万右派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