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红军亡命于川藏边境时，曾经过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取得食物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我们不得不从西藏人手中拿走必需品，以后要偿还。”并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可见，那时，连毛泽东都认为西藏是外国。

1949年，中共进军西藏后，与藏方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宗教、文化、政治的特殊性，建立起相当于“一国两制”的中藏关系。然而，即便对那个由中共自己拟定的、相当于“城下之盟”的“十七条协议”，中共也无意遵守，而自我违背。于是导致1959年西藏人民大起义。中共凭籍武力，血腥镇压，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不必赘述其后中共在西藏展开的大屠杀、大迫害、大破坏、大毁灭，仅说1980年，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视察西藏，目睹西藏遭受的浩劫和藏人蒙受的苦难后，深感愧疚，召集当地中共党政干部训话，提出：“必须将西藏的生活状况恢复到1959年以前的水平。”

可见，中共污指从前西藏是“黑暗、落后、野蛮的农奴社会”（其中的弥天大谎自不待言），中共入藏，不仅没有把西藏带向光明、进步、文明，而是把西藏推向更黑暗、更落后、更野蛮的深渊。中共折腾下的西藏，岂止是“农奴社会”，简直是“人间地狱”！

时至今日，西藏三区，仍然不断出事，表明，所谓“翻身农奴”，对中共从未心服口服。也表明，对待藏人，中共有心硬而无意软，有心打而无意谈。

1978年开始，邓小平曾有意纠正中共在西藏的极左政策。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特使、也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邓亲口对后者说：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但观今日中共高层，却什么都不愿意谈。不论达赖喇嘛的立场，如何地趋向温和、再温和，从独立诉求到中间道路；从“和平方案”到“高度自治”；从“一国两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都不领情。

据知，中藏谈判中的障碍之一是，中共方面，硬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明知，作为佛教徒，达赖喇嘛不可能附和中共说假话。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体现莫大善意。中共故意出此难题，就是拒绝谈判的意思。

在最近的交锋中，中共总理温家宝、外长杨洁篪甚至还拿达赖喇嘛22年前、即1987年的立场（“中共撤军、停止汉人移民”）来说事，避而不提达赖喇嘛自2002年以来的最新立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为基础，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当1949年，西藏政府和人民均自认“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时，中共硬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今日，达赖喇嘛认同“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却硬说达赖喇嘛的立场是“藏独”。结果就是，西藏问题，“独立”不行，“不独立”也不行。

既然一条道路都走不通，这也就难怪，流亡藏人中，存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弃独”温和派，也存在以藏青会为主的“独立”激进派。

中共的乖张表现，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恰恰是中共本身，需要“藏独”的存在。从夺取西藏，到奴役西藏，到逼出“藏独”，中共堪称始作俑者。而今，“藏独”，作为一个虚拟的名词，大量存在于中共的话语中，俨然中共领导层的偏爱。

在中共喉舌中，抗议中共的藏人，一律被称为“藏独分子”；同情藏人的中外人士，包括会见达赖喇嘛的外国领导人，一律被指为“支持藏独”；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被称为“藏独大本营”；象征自由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被称为“藏独旗帜”；表现西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歌曲，被称为“藏独音乐”……

“藏独”不离口，中南海的潜台词是：你最好主张独立，我方便树立民族主义大旗；没有了你这个“藏独”靶子，我怎么对中国民众宣称“爱国主义”？如果我不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又如何抵御民主、人权的呼声？如果我抵挡不住民主化浪潮，又如何能保住我党既得利益和我等高官厚禄？

中共死咬达赖喇嘛为“藏独”，国际社会固然明白，中共此态，是无理取闹；但中共此招，却仍然能蒙蔽中国民众，尤其能蒙蔽那些对西藏问题缺乏深究的普通民众。

中共对达赖喇嘛，与其说是不愿意谈，不如说是不敢谈。中共最怕的，就是达赖喇嘛以至柔克至刚，舍了疆土而赢了道义。因而用尽文革语言，竭尽对达赖喇嘛的诅咒，仿如桀犬吠尧。

达赖喇嘛不断伸出橄榄枝，中共却不敢接招，背后浮现的，也是主政者胡温等人的权力尴尬。遍观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层，谁也没有权威，谁也做不了主，因而，谁也不敢提出大政方针的改变。为了保住党内权位，只能比强硬，一个比一个强硬，不是比给外界看，而是比给自己人看。从江泽民朱镕基，到胡锦涛温家宝，都竭力避免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招惹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被赶下台，落得个自身难保、晚景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