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推荐：《噩梦醒了吗？》是难友李曰垓所写的纪实回忆录，全文约四万余字，这里我选推了其中几个段落，如果大家认为值得一读，我将继续选推。李曰垓16岁打成右派，在狱中自学了高中、大学全部课程，在他22年后“改正”回归时己是个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人了。近几年写了不少很好的文章，由于他地处偏僻之地信息不畅，又不会操控电脑，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块“碧玉”了。他是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

 

噩梦醒了吗？

李曰垓

 

血痕命债发生地寻踪

滇东北，乌蒙山与横断山交界的这块红土高原，半世纪前称为昭通专区，辖11县：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面积占全省14分之1，人口占9分之1，是省内一个大专区。1957年夏至1958年底，从在职干部和在校师生中“打出”右派分子614人，反党集团4个，反党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各种帽子各种罪名的受害者1300人，总共1914人，统统推进“因右处理”的大型绞肉机。这就是广义的右派，本文所指的就是这个广义右派。

这1914人是1958年内分批处理的。按其人数规模作如下排列：1234名送会泽县马武寨集中营劳动教养，540名送彝良县大坪集中营劳动教养，120名送镇雄县摆柳坪集中营监督劳动，还剩20名送昭通县大山包新生牧场集中营监督劳动。但是由于会泽县马武寨农场容量较大，又由昆明、东川、以礼河、曲靖、文山等地押送了996名右派来劳动教养，这样马武寨右派就达到2230名。

作为右派集中营，这里简介一下其场地来由和基本状况。

1957至1958年，与反右运动同步，在全国刮起“政法大跃进”的血雨腥风，各地狱满为患。许多看守所虽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牢狱，一间20平米的囚室竟要塞进50名左右犯人，通铺的木板上和水泥地下全挤满人，拥挤和黑暗程度远远超过清代散文名家方苞《狱中杂记》中对他亲历的康熙年间监狱的描述。1958年各地新辟劳改企业、劳教农场和各地看守所成为紧急工程项目，省里指示各地尽速腾出一些老的劳改农场来囚禁右派。会泽马武寨和彝良大坪就是老劳改农场腾出来的。镇雄摆柳坪则是把120名监督劳动的右派连同900多名下放干部（实际是被暗中划为“中右分子”者）一起发配那里拓荒建农场。

三大集中营都有宽阔田野。马武寨处于会泽县金钟区平坝东侧，是1951年大镇反逮捕和判刑的犯人被派到这里开垦抗战时期军用飞机场而建成的农场，机场周边高出4至6米的坡地也囊括其中，耕地面积3万多亩。原有服刑人员3000多名，调走2000多名至该县另一劳改企业五星铅厂，还留下1000多名服刑人员跟新押解进来的2230多名右派并肩做苦工，并肩进行脱胎换骨改造。

在滇东北三大右派集中营里，马武寨的客观条件最好，地势平坦，气候温和，交通便利，距会泽县城只有5公 里。站在农场任何一处展望会泽坝子，真有一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宽畅喜悦气概。如果执政者和管理者不是蓄意作恶而稍有一点做人的最低善意来办 场，那么马武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良好农耕环境、绿色基地。对那些遭受巨大委屈的知识精英和建国良材即使不准他们施展任何报国之志和建国之 才，只让其在此种植粮食蔬果，想来他们也大可接受。“士老林泉诚所愿”，这本来就是中国文人传统清高的思想境界，他们不会像整人者阶层那样一心沉迷于官瘾 财瘾。但是1958至1962年底的5年时间马武寨整死右派156人，这是有人当时就细心区分出原有的劳改犯人坟与右派坟之后，如实记下的被整死的反右受害者人数，死亡率9.94%。这些人有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死于加夜班超负荷的劳累，有的在稻菽千重浪中死于扣粮饿饭，有的在从未停止过的批斗中死于摧残凌辱捆绑吊打。每年年底的“交黑心”学习，就是逼人自杀的高峰期。

彝良大坪农场客观条件特别是气候和交通就恶劣多了。这里乃是地跨大关彝良两县的滇东北最大的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的东隅一角，是一块高原台地。险峻峡谷深沟巨壑包围三方，只留下西北侧一条狭路联通该台地到龙海乡上30华里的艰难交通，东北方位另有一条更陡更险更弯曲的下坡路插下25华里外的牛街古镇，那是位于白水江边始建于东汉时期的美丽小镇，但是这个小镇的任何一丝人间温馨丝毫输不到相隔不远的人间地狱。从白水江边仰首遥望山峦抬升的大坪农场，真有云锁雾封难见真面目的神秘感，只有身置其境才认得那霏霏阴雨笼罩下的集中营5年里的丑恶与血腥。这里的被囚右派惨死的人数5年就达59人，如此短时间整死这么多人，超过历史上任何奴隶主的残暴程度。即使只当作跟牛马平级的劳动力看，土司头人也绝不故意滥杀毫无反抗力的农奴，他们懂得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活资源。回溯大坪这块场地的最初开拓者，是在280多 年前清雍正之初，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为了扩权和贪功，曾在乌蒙（今昭阳区）、米贴（今永善县）和镇雄三地疯狂屠杀了数万名彝族人民，一位姓陆的彝 族头人为了避难，率家小和不多的娃子从镇雄移往彝良地界在这里拓荒定居，这片林木阴翳的缓坡大台地遂成为陆姓领地，百年垦殖后又作迁移，到1949年时只留下楼房土碉的废墟空对冷风夕阳，也留下陆家大坪子的古老地名给后来的集中营作名称，这就是大坪农场的来由。这块台地长宽各3至4公里，分为大坪、二坪两块，共10多平方公里面积。直到50年代，仍有大面积未遭砍伐的原始阔叶林、香樟树、松杉，证明这位领主没有对自然生态造成损伤。笔者本人1958年在龙海至大坪那30华里林间小路上背运包谷，除了时时有斑鸠和野鸡飞起外，还经常遇到野兔、狐狸、黄鼬和松鼠，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金毛碧眼的麂子站在小路前方，眼神好奇而不惊恐，直到距我们不到10米才轻盈优美地跑开，这个镜头给我留下极美好的回忆，令我想见当年彝人狩猎的欢快。相比之下右派的命运比土司头人治下的农奴沉重多了。

1952年在此建劳改农场时就开始大量毁林，平毁陆姓原废墟来修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农场场部楼房，在场部俯瞰下用数千棵坚实原木密匝匝地竖直排列成为牢狱的围墙。1958年我们到达后不久就拆毁原木，因为所围面积太小。当时这里500多劳改服刑者被调到大关县罗汉坝农场归并劳改，大坪就变成同样人数的右派集中营，除了利用原监舍外还另有5处略小的囚禁点。1958到1963，这5年时段只占21年迫害期的4分之1，大坪集中营就留下44堆低矮凄凉的右派坟，连同抛尸在外的15人，共整死59人，占全场总数的11%。

镇雄摆柳坪面积为大坪农场的两倍，南至北8公里，东至西5公里，海拔高而气候冷，只能种植包谷洋芋。九月间就下雪，一年有大半年奇寒。天无三日晴，这是镇彝威三县气候的共性。云南省地图好似一只胖硕的雄鸡起舞，这三个县就是鸡的嘴，只是不尖，象征云南人言迟口钝。摆柳坪农场的120名右派和900多名“下放干部”一起，1958年2月出发去建场，从昭通先乘货运汽车经250公里土公路到贵州毕节，再背着行李步行90公里山路经镇雄县城到摆柳坪。农场在拓荒过程中建成9个居住点，分生产队居住。这里右派的处理叫做监督劳动，每月给16元生活费，交伙食后有几块钱买漱洗用品。由于劳动超负荷，特别是斗争会上的人格凌辱、随时发生的野蛮殴打，被打死的、被逼自杀的、饿死的、累死的共7名右派，在120人总数中占5.83%，是3个集中营死亡率最低的，但被打死的实况又是最残忍惨烈的，下文将作出陈述。

劳动教养与所谓监督劳动惟一的不同就是后者没有武装看押，而前者的马武寨农场驻守两排武警，大坪农场驻守1个排，统称“大军”，词语本义是极言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若移用来称呼单个的战士，就与那个“大”字产生逻辑矛盾。但是文化知识必须服从政治权力，顾不得字义和逻辑。那一声“报告大军”是造势者所需要的优越感，不断的重复呼喊正是精神凌辱的手段之一。

这样，我们对滇东北这三处制造死亡的地方作了掠影式鸟瞰。“命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一千年前苏东坡这滴血的诗句仿佛是为右派呐喊。

滇东北右派中的官员群体一瞥

本节专列受害者中的一部份官员，并不是说官员比百姓贵重，实在是因为毛的看家狗谢富治，借反右来扩大自巳帮派势力，将原有地下党人马赶尽杀绝，收到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可用众多猎物邀功，请赏，又可为自己的人马夺得“军功”。

早在反右前的几年内，昭通籍或与昭通渊源较深的地下党边纵干部中地师级以上领军人物已被调离，但反右这张大网对他们既不遗漏也不宽容：

领导滇东北游击武装在四十年代中建立卓著功绩的的边纵六支队政委、建政后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李德仁，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1957年名列昭通籍右派榜首。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是1935年入党的资深革命领导，曾任云南省工委委员，1952年调任省税局副局长时就已靠边站，1958年划入右派榜。首任地委组织部长李长猛1958年在昆明划右，而名闻全省见诸若干史籍的地下党重要领导人费炳、浦汉英、孙志能，一齐打成右派。

边纵在滇东北活动的中心会泽县是1949年4月插上红旗的全省首座县城。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40年代大学在校时入党的地下党员，后以中学教师的掩护身份启动了民主运动和党团组织建设，在滇东北被誉为最优秀的中层干部。这两个人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于一口深井，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岁。薛、陆二人论资历能力和真才实学，谢富治本人及其团伙中没有一人能与之相比 。

未调走而在滇东北留任一些职务的边纵干部，已经是级别档次和影响力较低者，但是对于这些人，谢富治也不肯放过。《云南日报》1958年7月14日所载的谢富治爱将昭通地委书记王子贤文章宣布的所谓“昭通、鲁甸、盐津、威信四个反党集团”，其具体所指是：

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县长张保全、专署文教科长蒋永彬、汽车总站站长郭 中正、劳改大队长陈礼昌、地建司工程师泰国权，以上被诬为反党集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钱在兴、专署秘书张家柱、财政局长李洪邦、服务局长胡原、人行行长戴 德华、专计委秘书夏延算、昭通师范书记郑权、地建司书记王蔚然、合办处副主任陈兴中、公安处科长高泉、陈宗尧，检察分院秘书周和彬等。地县两级受害者300多人。

鲁甸县：县委副书记李春仁、组织部长袁成明、县团委书记周甫、县联社主任杨明媛、，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李秉坤、区委书记郭敖、陆荣茂、卯时能等，被诬为鲁甸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盐津县：县委副书记瞿增伟、组织部长何浩正、工业局长赵正荣、财贸部长罗文富、粮食局长徐天荣，以上被诬为盐津反党集团。此外还有县法院周仁平、百货公司经理杨春琼、县团委副书记晏华、秘书彭海钧以及黄明、刘成端等。全县受害者140多人。

威信县：县长吴之伯、，组织部长杨曙、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被诬为威信反党集团。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巧家县：前县长郭云谷、副县长龙树林、农工部长周天祺及妻子刘明卿（商 业局负责人）、宣传部长丁恩祝及妻子胥尚巽（县妇联主任）、财政科长吴探奎、农水科长郑家奎、统计科长谢家贵、工业局长李应书、县府秘书吴培健、团委书记 田映璧、法院副院长杨树藩、邮电副局长王寿昌、财办秘书罗云登、区委书记苏云山、县一中教导主任廖开元等等。全县受害者150多人。

大关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傅开仁、公安局副局长罗韬、县府人事科长陈国富、其妻县团委书记平兰芬、人行副行长李正隆、人行秘书代安平、文教科长杨文华、计委副主任杨崇舜、财委副主任潘志安、粮局副局长李德祥、计统科袁升毅、监委秘书谢显伦等，全县受害100多人。

永善县：县长张德钦、副县长韩礼福、检察长吴启耀、农工部长李兴儒、文教科长安祖英、农水科长汪子平、民政科长吴树才、粮食局长袁凡其、工商科长万美祥、供销社主任郑云武、妇联主任窦敏、工商联主任孙大彦，全县受害者180多人。

绥江县：县委组织部长龙祥林、宣传部副部长杨正举、县府科长段金富、法院陈晓岚等。其中最悲惨的是凌发熙，劳教5年多被送回绥江原籍交“群众管制”，在文革灾难年代因为生活无着，难以存活，弄了不到10斤天麻易地销售，被强加“投机倒把”罪名逮捕，因为是右派就叫做有前科，竟被处死枪毙。绥江全县的反右受害者120多人。

镇雄县：县长欧阳兴科、县府秘书周永福、县委秘书张在彬、财政局副局长曹厚光、公安局贺正富、县支行郭存英等，全县受害者120多人。

彝良县：县文教科长刘传玉、统计科长唐睿、农水科长段泉、财政科长唐佩昌、联社主任焦春武、人行副行长陈孝周。最露骨的一个做法是，叫孙安邦来顶替刚划右撤职的文教科长刘传玉，不料孙不听话，不肯对教师队伍下毒手，孙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全县受害者250多人。

会泽县：自县委书记薛振华和县长陆子英调离会泽并在临沧遭受迫害后，会 泽原籍干部深受震动，公开表示义愤，更多的人敢怒而不敢言，因此在反右之前已有不少人被撤被调。到了反右，受害的有：县长段建中、监察局长王才学、建设局 长陆永邦、卫生科长刘艾芳及其丈夫王静国成为夫妻右派，与巧家情况相同。更多右派和各种帽子的受害者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人员中产生，全县受害者200人以上。

云南反右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诬指为反党集团，谢富治本人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直接传授“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地方各级就把划右的对象都列为“郑王集团安在基层的钉子”来打，以便讨好和邀功。滇东北遂以1914名残害对象而超额完成任务。

以上是从横向角度展开，铺陈梗概。以下列举最典型的个案。

朱提江之魂

“盐津反党集团”5名成员中的赵正荣，27岁时就成为反右运动的祭品，全家由此陷入厄运。

盐津反右所讲的打出多少右派，是用暴力来落实一个“打”字。地委书记王 子贤的爱将贾鸿斌时任盐津县委书记，以“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个绝对真理为行动依据，要求全县对于右派必须先毒打再批斗。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在第一次批斗会 上就先被踢倒在地把鼻子砸得鲜血淋淋再批斗，瞿的妻子痛哭着跑昭通请地委下来看，被贾鸿斌派人从半路强行拦回。在血腥中反右，这就是贾鸿斌所需要的气氛。 至于定谁为右派，纯属他个人特权。赵正荣这位会泽青年在五年内任过四个职务：县政府秘书、土改后的滩头区委书记、县人民银行行长、县工业局长。都是新建单 位的开辟工作，都被他做得很出色，这是全县公认的。但是贾鸿斌书记指示要批斗赵正荣一段“右派言论”，赵正荣这段原话说：“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 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地上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而要真心团结，我们只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如此光明磊落 掷地有声的语言只可能出自磊落襟怀，随你怎么曲解，这段话在一万年后也无懈可击。但正因为这段阳光语言刺到人家宗派的阴暗处，心中有鬼的贾鸿斌硬要说这是 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说这是盐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据此给赵正荣强加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殴打之后再批斗。赵正荣是1948年春季作为18岁的会泽师范在校生参加革命加入民青，19岁 入党的纯洁青年，建国前在白色恐怖的复杂环境中就不畏艰险前往火红乡开辟局面建立基层革命政权并主持工作，建国之初就从土改实践中脱颖而出担任了盐津县面 积最大，距县城最远的滩头区的区委书记，他难道连坚持这点真理的骨气都没有？他义正辞严驳倒诬蔑，说明自己并未讲错，请求把原话提交全社会去鉴别，或者请 中央鉴定。但是赵正荣的书生气遇到的是土匪气，越正确越倒霉，在野蛮权力的暗箱里别说你赵正荣，换成开国元勋彭德怀难道不是同样结局？

而在这种颠倒善恶的批斗之外，贾鸿斌书记还隐含着说不出口的一股强烈报复欲望。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在公开的、说得出口的原因之外，往往还有着更深层更重要但是说不出口的内在原因。1951年底，昭通地委宣布贾鸿斌以县长职务、赵正荣以县府秘书职务一起下盐津县，赵正荣还被指定为县府和公安局两个机关的支部书记，并且要教文盲县长贾鸿斌学文化。当了县长半年后的1952年， 贾鸿斌就叫人把缴获土匪江灜洲财产中的一批优质狐皮拿来做成两件皮袍，而且把优质面料和做工叫县政府财务报账。一件由贾县长享用，另一件要给县委书记吕茂 林，吕书记当时不在盐津，也不知道此事。赵正荣深感震惊，认为这是原则性错误，会使盐津群众认为新政权与恶势力没有区别，会毁掉人民政府形象。赵正荣当面 向贾鸿斌讲清利害，严肃制止了此一做法，将皮袍归还国有。贾鸿斌在激烈争执后达不到私欲，怀恨在心以图来日报复，6年后终于遇上反右这个整人机会。这件事成了必欲置赵于绝境的内在原因。读者也可以由此看出谢富治这些爪牙究竟有几斤几两。

赵正荣被划右之后，惨祸接踵而至。赵正荣22岁的新婚妻子蒋武聪刚生育14天 正在普洱渡乡下的娘家坐月子，突然接到所在单位百货公司的电话通知要她立即赶到县城参加大跃进出夜工。电话上说“知道你是在产假之中，但这是县委的指示， 点名叫你立即赶来，这是政治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如果反对三面红旗，就跟赵正荣一起处理。”在如此威压之下，蒋武聪只好忍痛背着刚生下14天的婴儿，两手还各提一只暖水瓶上路。50年前的盐津全县没有一寸公路，无人见过汽车，从普洱渡到县城要沿着朱提江岸走90华 里的险峻山路，她在疲累之中几次跌倒在陡坡上，差一点滑落江中，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前行，终于在傍晚赶到县城。此时她忽然感到一阵阵逐渐加剧的疼痛，鲜血顺 着腿部流到脚背，原来是长途跋涉的挣扎和负重，生育不久的会阴尚未愈合而又被挣破，流血不止，背上的女婴在饥饿中不断啼哭。蒋武聪艰难走到县医院挂急诊， 而大跃进背景下的医院则在一片慌乱之中极不负责任地给蒋武聪注射全身深度麻醉，未到次日天明她就惨死在毫无救助的冷漠之中。被监控行动的丈夫赵正荣帮助不 了妻子，14天的小小婴儿撕心裂肺地啼哭着，幸得一位好心的农村产妇义务喂奶，才保住这条小生命存活于惨淡的人生。此事在盐津县的城乡传开，县医院声名扫地，有一个多月没有人敢来求诊，这已成为一个耻辱记录。

被殴打批斗的赵正荣因亡妻之痛陷于昏厥，还得忍受不绝于耳的口号声侮辱 声。他抱着婴儿找奶妈，但谁也不敢公开承担这点哺乳责任，只是本单位内外有些女同志经常在夜晚挤了奶水装进瓶子送来，或者买来奶粉馈赠，一切同情心都得冒 风险。对于蒋武聪的惨死，不要说作为丈夫，就是一切知情者也必然发出两点质问，一是硬逼着产后14天的妇女在伤情未愈时挣扎90里 山路来出夜工，这个残忍决定是谁作出、谁执行、谁通知的？该负什么责任？二是导致她死亡的全身深度麻醉这个重大责任事故该怎么追究和处理？怎么善后？这两 个基本问题是本案的关键点，是盐津官方躲避不开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但在中国这是受害公民无权提出的问题。制造惨案的恶棍有权幸灾乐祸，有权迅速把赵正 荣武装押送200里外的大坪集中营，有权用21年的残害来捂住所有义愤质问之声。就在要押走的前夜，赵正荣到亡妻坟前诀别，就有看押者的好几道电筒光从远处射来监视。赵回宿舍，刚进院门就遭受6名恶棍的毒打，许多住户闻声惊起愤慨质问，打人者才狼狈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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