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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免职官员复出怪现象
綦彦臣
懂点比较政治学的人基本上可以为中共的最高道德信条“为人民服务”作一个国际背景诠释，即毛泽东由文章题目而手书于中南海新华门影壁上的“五个金光大字”，是对美国民享、民治、民有之政府伦理的套版与改写。但是，这个道德信条最后仍如太平天国不征税的诺言一样，沦为废纸与废话。
最高道德信条既然“二废”，那么，初始理想化的民意政府必然沦为官意政府。不管善良的民众乃至体制内开明人士如何地希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延安对话，不变成某日的现实，但是《新华日报》当年在重庆说了什么而当时的报纸主办人今天又做什么——必将成为中国浩繁历史故事中最不幸的一则。
官意政府的本质可用一本大部头的政治学专著来解析，而最现实的观察对象可有两类：其一者，城管暴力作为政治牛皮癣，为社么总是清不了？其二者，渎职官员为什么可以复谋出道，总会找到“养爷处”？
城管之设，表面是为城市秩序，实际上乃该地该城主官之门面。比方说，某小城市要来省级领导视察，城管提前三天就会“文攻武卫”地治理一番。对于有门店的坐贩，说好话，让他们忍几天，别把摊子摆到门外来、别把灯箱放在人行道，甚至还要搞搞卫生。此番作为不容易，因为城管多数为建设部门从关系人中招来的，每月挣个五几百块钱，养家糊口都难。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又借助裙带关系实现了一点“自身价值”，自然不敢对城里的坐贩（门市）动粗。此谓之文攻。武卫呢，就不客气啦！专打几乎与他们出身同类的行商，如流动小摊、乡村菜户。把在城市里受的低人一等的气头，全发泄出来。打出事儿来，脱了制服，回家种地或闲逛。如此而已！
城市面貌或曰官员门面如何，确实与官员前途而不是民意有关。比如一九九八年初夏（时间不太准，约为朱镕基正式任总理不久），朱镕基到河北考察，由石家庄奔沧州。刚进沧州，一阵风起，白色食品袋随风而来，“贴”在总理坐驾的挡风玻璃上。食品袋只停留数秒，而后自行飞去。未进市府之前，一伙打架的市民阻碍车队通行。沧州人尚武，不怕来劝的警察，结果总理车队不得不“小憩”若干分钟。当然，细节上或有差异（因民间附会之故），但最后朱给了沧州一个评价：“肮脏的市容，野蛮的市民，无能的市长。”
由此可见，市容是导致当时市长被免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官之好恶决定下官之命运，民意必然被排斥，除非有什么重大公共事件爆发，民意汹涌而来，迫使上官拿掉下官以自保。
稍后，被拿掉的官员只要不锒铛入狱，大多会获得再度为官的机会。这个现象更典型地体现了官意政府而非民意政府的本质，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特之经典。不过，国外比较政治学界现在已经大行偷换概念之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成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一如毛泽东改写为美国“三民”为“一民”那样！不无揶揄的是，中国官方报刊有特定地位者也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肯定不是福利型北欧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肯定不是三权分立模式的美日韩资本主义。应该叫作“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政治核心就是官意政府，官意政府的本质，就是政府表面是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兼庶务机构，而实际上是官员们的纯就业场所。
在这个逻辑下，人们就不会太气愤、太过激，指责瓮安前县委书记王勤“低调复出”。连孟学农在萨斯危机中那么大的责任都可以“低调复出”到南水北调办公室过渡而后高调出任山西省长，还责怪瓮安前县委书记干什么？只不过，孟学农倒霉，去了山西，碰上溃坝事件。但是，孟还是保住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与他同样保住人大代表资格的还有在三鹿毒奶事件中去职的前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
难道在孟学农去山西之前，山西全省就选不出一个当省长材料？
难道冀纯堂不当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全省就一下子停摆了？
难道王勤不去当财政局副局长，黔南州财政局里面就没有一个专业学校毕业又任中层干部的人适合出任副局长？
官意政府的荒唐决策是经不住质问的，这才是受益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各个政治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就业团伙拒绝西方民主的症结，对普世价值现恭后倨的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到现在，人们几乎忘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名鼎鼎科尔内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论调了。科尔内说，社会主义国企（公有）之所以没效率，是因为国家（政府）的父爱主义——要什么给什么，出了责任后国家（社会）兜着。如果将科尔内的经济学概念引入政治学分析，不难发现：官意政府之所以无效率，就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父爱主义。
官意政府在乎民意不过迫于一时一事，本质它有为所欲为的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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