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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反对的、拥护的，说好的、说坏的，得利的与不得的，莫衷一世，观点炯异。有的人甚至说，“凡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的人，有车有房过上好生活的人，其经济来源都不正当，不是投机倒把就是勾结官府”，甚而“气壮如牛”的质问：为什么他有钱我没有钱？可这些人就不质问下自已：你为什么没有钱？
我是1986年到北京的，那是北京十分封闭，北京人十分老大，“天子脚下臣民”，穷得吃不起饭也决不愿意在门前摆个摊，更不愿辞去公职，哪怕这个公职是“打更匠的婆娘—二分半公事人”（成都话，意即再小再卑微也是吃皇粮的主），也不弃此“肥缺”。所以在那个年代（改革开放起步的年代），在街上摆摊设点，擦鞋补衣的多是外地人。可就是这些外地人发了！如不相信可去北京豪华社区作调查：买房置业的人到底是北京人多还是外地人多？调查结果：外地人一多半。
而今北京是个移民城市，老移民新移民遍城都是。凡哪些坚韧不拔，吃苦耐劳，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的人，莫不在改革开放中渐成富人、名人；，凡哪些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只知指手划足，成天骂骂咧咧，坐等花开的人，没有一个发展起来。我说句公正的话：三十年改革开放对一般人而言（注意我说的是一般人，帝王将相、功勋显贵、探花榜眼，不在此例）机遇是公平均等的。一个人做事成功与否？三者不可缺一：勇敢、本事、机遇，决非书本上的学问。
所以，我认为革改开放最大的成就不是国家的经济长足发展了，大多数人民吃饱穿暖了，不少人有车有房了（一些激进的先生们，自封为“民主自由”打拼的人士，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但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铁屋子戳开了一个洞”（引自本人拙作《在死牢里和殉道者的对话》）。“铁屋”意即共产主义的极权制度，这个极权制度的崩溃不再是“打土豪，分田地”重上“井岗山”，而是有更多的不再依附极权体制生存的自由人！如果号称中国知识人有半数人（哪怕是百分之三十、二十，甚至百分之五、六）能自谋职业，我想中国决非今日之中国，可不少人仍在卖命打造“铁屋子”。什么是悲剧？作茧自缚是最大的悲剧！
而今天的中国已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但可以自谋职业，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我说的是一定范围）可以骂爹骂娘了，甚而可在境外网络报刊上大写特写反毛批毛和与共产党不同调的文章（本人就是一个），当局再未采取杀无赦的作法。应该说这就是一个进步，人权的进步，自由民主的进步！可是（又一个可是），一些“好汉英雄们”，连这一点也不承识，大有昨日月亮比今天的圆。比如我常有一句“我拥护‘以人为本’的‘胡温新政’，就有一些人要反对嘲笑，好像非得说“恶政”才行。这些先生开口闭口“多元社会”，其实骨子里反对“多元”，仍是不得势的毛派人物。今天不少人骂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就是一个例子。茅先生说“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话错在哪里？茅先生说的富人绝非权贵，而是靠知识、慧靠勤奋发展起来的富人。这些富人既受官府吏卒的敲诈，也受一些仇富心理“穷人”的忌恨。我支持他的观点：“中国不是富人太多，是富人太少”。只有富人越多社会才稳定，民主法治才越健全，专制独裁才有所畏惧敛。穷人造反的时代己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工商社会。工商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打拼者，不是口头“革命家”。有本事做事去，你能，你敢吗？
其实共产党是不愿意开這“洞”的，但不开，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不仅城里高楼大厦没人建，城外的高速公路没人去修，大街小巷的餐厅、旅店也没人去开，自然汽车、手机更没人买。经济是条锁练，缺一环也不行。改革开放使单一的中国马列经济体制，变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制，单一的毛主义渗入了资本主义，“铁屋子”有了阳光，长出了绿草，自然会开出鲜花。但得有更多的人去开垦、去播种、去耕耘，而一些人却一味去骂去指责，以为用口沫就能浇出鲜花？
其实极权专制的共产党，是不愿意搞改革开放的，但不搞只有灭亡。东欧灭亡了，前苏联灭亡了，中共没有灭亡是邓小平推行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先生有功于中共，也有功于中国人民，他绝不是毛泽东。毛死亡的中共就像一个患了肝癌晚期的患者疼痛当，为了止痛只好注射吗啡制剂，以缓解疼痛，但却增加了肝的负担，加快了死亡期。“改革开放”就是止痛的吗啡制剂。简言之，经济逾发展，人民逾富逾，专横独载的共产主义体制就崩溃得逾快。为此需要更多更多的知识人去创业去打拼，不再做“驯服工具”！
何况在这个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下，你可以不再依附共产党吃饭穿衣、生儿育女，也可以不再靠“组织”就会有房有车，只要有勇气和本事就可发财致富，扩展个人空间，这在之前是绝对不行的。经济的松动必然带来政治的松动，做自由的人不需要再去改造思想，接受党和组织的教育，更不再担心“投机倒把”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挣銭。当然，在国家权力还不是公器的时代，人与人的付出和收入自然不是平等的，贫富差距也就存在。无论怎样说，改革开放与毛时相较是个大进步，一个伟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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