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笑


今年的G20峰会注定要在争论中闭幕。美、英主张金融救市，法、德强调金融监管；而中(周小川)、俄等提出了“超主权货币”。如果说前者是应对危机的不同措施，后者更多的是籍危机抢夺话语权。如果说前者还能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后者以喧闹搅局只能造成混乱。

尽管周小川的论点被党宣理论家加冕了“向美元主导地位挑战”、“中国外交的新亮相”等辉煌头衔，事实证明，此论一出手就是一个愚人愚己的荒唐事件。此论在G20峰会上引不起实质性的回应也罢了，但在市场上实行则会严重危及持有庞大美元储备的中国。当美财长盖特纳稍一松口，说要探讨此论，美元立刻贬值；当盖特纳收回轻言，美元跌停。以此推论，周论实现日，中国万亿外汇见底时。周论之蠢，可见一斑。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美元的波动仍是可预测的。而一旦以“一揽子”的“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后，由于发行单位、接受程度和范围、币值变动等诸多不确定变数作用，全球贸易市场会变得不可预测，这就提高了所有国家的风险。真是损人不利己的荒唐事一桩。

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更是不自量力的叫板。周小川提出要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替代美元。这若不是理想主义的热昏，就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作。一种货币要在世界范围被接纳为交易和储备货币，不是人为指定的，而全凭实力确立的。

首先，目前美元的不可替代性和难以撼动的坚挺是美国战后超强经济地位决定的。美国的GDP超过欧盟25国的总和，占全球25%。全球70%的贸易结算使用美元。美国的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正是由于美国独占鳌头的地位，美元才被拥戴为国际储备货币。自1870年以来的三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英国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协定”和美元体系)无不反映了主权国家经济实力的兴衰。

其次，货币是政治制度稳定和人民信任度的象征。能担当国际储备货币重任的国家必须是政治稳定，即政府换届不会引起动荡、不存在重大社会动乱和危机隐患的国家。人们对美元的信任来自于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任。中共统治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崩溃。人民对中共政权的信任度早已落到谷底。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人民币怎么可能具备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格？中国老百姓都巴不得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等硬通货，周小川还要用人民弊充任SDR的权重因素，从而用SDR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不是笑谈吗？

再其次，1969年创设的SDR，亦称“纸黄金”，最初就是由15种货币组成，然后逐渐发展成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强势货币组成的“一揽子”计价单位。周小川走回头路，提出要把SDR定值范围扩大到以GDP为权重的“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实际上暗指囊括人民币加入SDR定值的强势货币篮子。且不说中共的GDP是一种政治指标，及其搀水性质，即使按这种原则组成的SDR仍是由主权国家货币决定的计价单位，而且美元仍占有最大的权重。所谓“超主权”不完全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欺骗吗？

此外，“超主权货币”还存在一个根本的悖论。周小川要用GDP为权重，用现有外汇储备作为发行SDR的准备金。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在“泰晤士报”提出既不依照GDP，也不依照外汇储备规模来要求各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贡献大小，而要按人均GDP。GDP和人均GDP是不同的标准。到底听谁的呢？

明知不可为，偏要瞎折腾。其实，“超主权货币”的政治运作成份远大于金融上的可行性。从表面看，此举是对美联储增印美元买国债可能造成美元贬值的不满而发。但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共故意挑起货币口水战，把矛头转向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元，是一种“抢话筒”式的先发制人策略。

其目的有三。第一，争取主导会议基调，防止人民币汇率人为低估成为众矢之的。第二，以此压过国际上要求中国作为最大外汇储备国承担更大救市责任的呼声。第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话题聚焦到美元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可以重新炒热“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籍此弥补经济下滑造成的执政合法性缺失，进而转移大规模群体抗议引发社会重大危机的视线。

其实除“超主权货币”外，有许多途径可显示大国地位。如峰会前俄罗斯与美国一对一地举行战略武器控制谈判，昭示俄与美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同时表示俄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但中共对此却退避三舍，原因不但在于其战略武器在美俄面前还提不起来，更在于中共要靠发展军力来为“爱国主义”充血和弹压民众，根本不在乎维护世界和平。

去年11月的G20峰会上中共是低调和“以守为攻”，强调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但4个月以来，中共发现内需是不存在的，而内乱是到处存在的。在国内渐渐守不住的情况下，转为外交上的“以攻为守”，以便保住政权。打压法国萨尔科奇、兽首拍卖事件、及“超主权货币”论等正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