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苏联当局的这种“只监控、不行动”的克制——虽然说不上是法治意义上的权力的自我约束——使得古拉格里少了一个劳改犯人，苏联多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世界多了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毕竟，苏联共产党是孕育了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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