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者孙东东与爬入新华门的诱惑

作者：陈永苗


北大的“精神病”学者孙东东，在《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文章中，他公开讲那些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认为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扰乱社会秩序，把他们送到精神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保障。后来他为此做了道歉。

我丝毫不想对孙东东的前倨后恭进行道德批判，我想对其言论背后的政治立场，以及凸现出来的政治精神进行批判。我的结论是，孙东东与广大被吸纳进入体制，站在体制一方说话，并且觉得自己捍卫的是普遍秩序和公共福祉的政治精神病知识分子，是一致的。孙东东是他们中间新晋的符号人物。他们从来不敢试想一下，天子代天牧民，万世一系，反天子等同逆天，愚民怎能逆天呢？别说主动逆天，就是不逆天，为了自己生存，避开公权力的迫害，也算逆鳞，他们也会勃然大怒的。

我这里的感觉来自我们民间知识分子所持民权立场，以及和官方准官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冲撞。这种分野也来自现代民主政治与古典贵族寡头政治的冲突。我们知道，现代民主政治，从基督教诞生开始，就对贵族政治进洗髓易经，根本性精神改造。

贵族寡头政治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僵化政治，它认为维护贵族的等级低位，贬低民众的政治冲动和对公正的参与，对整个共同体来说，是福祉利益最大化。而一种僵化的秩序，是他们最高的目标，即使牺牲民众的福祉作为代价，带来不正义，妨碍自由，也是最佳的选择。他们天生抬高权贵，从道德厌恶民众，从政治上采取措施，把民众当作导致秩序混乱的因素，加以镇压。并且他们认为，这对民众而言，也是利益最大化的。民众生活不能自理，酗酒成性，吸毒上瘾而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这一批人，不可用美德和说理来教化，只有用鞭子和监狱来教化。而精神病院或者全天候的监狱、或者教育专政学校，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孙东东的言论，简单而朴实，以访民作为生动活泼的例子，再次宣示了这一政治主张。值得重视的，并不是孙东东说99%以上的，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而是他认为应该采取政治措施是强制，送到精神医院，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保障。

而现代民主政治与之截然对立。现代政治，最关心的，最聚焦，最当作首要问题的是一个共同体的最短板。也就是说，它以人权为基础，而人权是弱者的，最短板那部分人的人权。强者和贵族，享有超人权，不需要保护和关注。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民主政治，就是超越和否定古典贵族政治忽视民众和奴隶的人权，并进一步造成恶化，并且把这种情形当作自然正当的。

受到基督教精神主宰的现代民主政治，它比古典贵族寡头政治更加崇高，要揩掉每一颗弱者穷人的眼泪，要保护每一弱者的自我保存和自由。每一个个体，不再是特殊的，无关紧要的，而是普遍的，不能贬低的，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我们来读《圣经》，在基督教的眼里，一百羔羊中，迷失的那一只，才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

当贵族寡头政治忽视弱者的个别正义，很容易就把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甩出共同体，成为他们敌人和抢食者。在贵族寡头政治中，贵族寡头是少数人，他们与整个共同体为敌。他们把共同体，当做私人的，变为家天下，用以中饱私囊，把一切美好的，都用于自肥。与我们中国几十年的专政一样，最后每一个人，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成为专政的敌人。贵族寡头政治只有少数受益者，是共同利益和公共福祉最小化，最薄化，是最要不得一种政体。

所以孙东东那样的政治精神病，天生是可耻的，其可耻之处，更在于一种傲慢和自我称义。《圣经》中说，傲慢和自我称义是最大的罪。甚至杀人放火的罪性，都比不上。

孙东东那样的政治精神病，是有“罪”的，那就是说是，应该遭到他所应得的道德批判和谴责。然而拯救这样的政治犬儒和精神病，有一个精神病院是可以的，而且对他们非常人道。那就是放弃僵化保守主义立场，进入公民社会。

知识分子要拒绝爬入新华门的诱惑，鹿鼎已在公民社会。站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的立场，同时质疑政府和民众，政府和民众不能天然的就是天道合法性性的化身。在当下政治语境下，政府往往不是，而民众往往是。公共利益更多的是在公民社会，而不是在庙堂。需要知识分子跟体制相独立开来，精神上与体制告别，批判体制，放弃在皇帝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皇帝的传统，不断移位到公民社会，内置于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为安身立命的场所，民主政治慢慢的就会长大。

针对会造成内乱的担心，洛克针锋相对地批驳道：“他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老实人不可以反抗强盗或海贼因为这会引起纷乱或流血，在这些场合倘发生任何危害，不应归咎于防卫自己权利的人，而应归罪于侵犯邻人的权利的人。假使无辜的老实人必须为了和平乖乖地把他的一切放弃给对他施加强暴的人，那我倒希望人们设想一下，如果世上的和平只是由强暴和掠夺所构成，而且只是为了强盗和压迫者的利益而维持和平，那么世界上将存在什么样的一种和平。当羔羊不加抵抗地让凶狠的的狼来咬断它的喉咙，谁会认为这是强弱之间值得赞许的和平呢。”

前年我们平民社支援被撤职的民生经济学家易宪容。接受采访时，我几乎不谈学术自由。我从知识分子的公共事务负担入手。如果二者冲突，对于民间知识分子，当然选择公共性，对于学院知识分子，当然选择专业性。那就要看谁是今后这个时代的精神领袖。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90年代遭受挫折，于是知识分子归于专业，隐居于学院。李泽厚说，思想淡出学术突出。朱学勤说，在书斋里闹革命。学院知识分子也好，可是很容易就成了官方或者准官方幕僚，或者主动把自己当作是。可以清楚看出90年代的规定性，自我保护的措施带来的拉后腿，甚至叛变投降，在保守主义名义的掩护之下。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