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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她丈夫已患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发觉她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有一次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秋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二年的丈夫，撇下了亲生的女儿和她的母亲，只身去了上海，以后就不再回来。
后来确知丁玲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
丁玲在回忆录中除了不承认有过自新的表示以外，国民党企图软化她的基本内容则与徐恩曾的说法差不多，她后期在南京的个人活动也是自由的，包括她去与地下党接头都没人盯梢。
最后，再看看一篇纪念烈士刘炳福的文章。这篇题为《铁窗锁不住钢铁心》的传略，谈到南京陆军第一监狱换了监狱长，对难友进行迫害与虐待。怎么进行“迫害与虐待”呢？居然是将“监房门白天开放、伙食由坐牢者自己管”的最起码的一点自由也剥夺了，重新规定关闭牢门，不准难友自由活动，并将伙食收归监狱管理。
原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囚犯通过斗争，还可以实现白天打开牢门、自己管理伙食的基本自由，否则就是遭到迫害与虐待。那么，时至今日，监狱依然存在，克扣囚粮的情况仍未杜绝，你又能说出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让犯人实现这样的自由？
尘封的历史，往往这样吊诡。
倘若我们再作番对比，还会沉痛地发现：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营长以上红军干部、区长以上党政干部几乎杀光的红色恐怖，而没有国统区将自己的党政军骨干也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有中央苏区红二十军上至军长、下至排长除极个别漏网以外全被集体屠杀的红色恐怖，而没有国民党那一支军队也这样惨遭清党扩大化的白色恐怖……
① 郑奇，《腥风血雨的一九二八年》，《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辑。
②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湖北文史资料》③ 杨天石：《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文中另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所举杨虎、陈群“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二人一抵甬，即处决了王琨等六名共产党人”等个案，毕竟有些根据，不足以证明其殃及无辜的滥捕、滥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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