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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天,她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她丈夫已患肺结核病,不能起床……我仍常去看她,发觉她的情绪一天天地消沉了……有一次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秋天到了。有一天,她买了些糖果饼干到我家里送给我的孩子,对我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我同意了。第二天她就舍弃了病倒已二年的丈夫,撇下了亲生的女儿和她的母亲,只身去了上海,以后就不再回来。 后来确知丁玲去了延安,为了我的宽大,我受了批评,我没有对于一个“政敌”作足够的限制,我对待她比对待我自己的同志更好。 丁玲在回忆录中除了不承认有过自新的表示以外,国民党企图软化她的基本内容则与徐恩曾的说法差不多,她后期在南京的个人活动也是自由的,包括她去与地下党接头都没人盯梢。 最后,再看看一篇纪念烈士刘炳福的文章。这篇题为《铁窗锁不住钢铁心》的传略,谈到南京陆军第一监狱换了监狱长,对难友进行迫害与虐待。怎么进行“迫害与虐待”呢?居然是将“监房门白天开放、伙食由坐牢者自己管”的最起码的一点自由也剥夺了,重新规定关闭牢门,不准难友自由活动,并将伙食收归监狱管理。 原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囚犯通过斗争,还可以实现白天打开牢门、自己管理伙食的基本自由,否则就是遭到迫害与虐待。那么,时至今日,监狱依然存在,克扣囚粮的情况仍未杜绝,你又能说出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让犯人实现这样的自由? 尘封的历史,往往这样吊诡。 倘若我们再作番对比,还会沉痛地发现: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营长以上红军干部、区长以上党政干部几乎杀光的红色恐怖,而没有国统区将自己的党政军骨干也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有中央苏区红二十军上至军长、下至排长除极个别漏网以外全被集体屠杀的红色恐怖,而没有国民党那一支军队也这样惨遭清党扩大化的白色恐怖…… ① 郑奇,《腥风血雨的一九二八年》,《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辑。 ②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湖北文史资料》③ 杨天石:《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文中另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所举杨虎、陈群“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二人一抵甬,即处决了王琨等六名共产党人”等个案,毕竟有些根据,不足以证明其殃及无辜的滥捕、滥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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