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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丁
一个拥有尊老爱幼传统美德，并时刻不忘惦记雷锋同志的国度，善良似乎不应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然而，这越看越像一个谎言，我们发现，善良就好像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的房价，你看得见它一点点的陨落，却无力阻止。
就我们自己而言，是不能善良，譬如走在大街上，看到形形色色的乞丐，人们总在担忧，这些人很有可能是乞丐骗子，所以“不能善良”；而那些残存的好人，总希望大娘过马路去搀扶一把，可是发现这也可能是个陷阱，“彭宇案”就是这么一个鼓舞大家“不敢善良”的经典案例。而今天要说的，则更可能是将“善良”打入万劫不复境地的东西，那就是“不许善良”。
就在前两天，温州商人林如新在义乌开办的施粥摊坚持了65天后，不得不黯然收摊。尽管说，大部分的分析报道和评论文章都强调，这跟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监管有关，。“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施粥人员没有健康证；二是如何保证碗筷的消毒”。
倘若仅仅是这样，的确令人愤怒，事实上，网民们已经愤怒了，因为在中国诸如毒奶粉毒大米假白酒瘦肉精之类害人性命的东西，也已经泛滥成灾了，这显然与卫生监管部门的无能低效，行政不作为有莫大关系，甚至某些成员可能官商勾结，从这些假冒伪劣的利益链中分一杯羹。然而，它却可以如此迅速的让一个爱心施粥摊关门大吉，无论原因何在，都在公众面前形成一种事实性的丑陋对比，其所产生的张力，足可将那些仁善普通的小老百姓，那敏感多疑的心生生撕裂，而充斥愤怒。
权力“不许善良”，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性的结果，然而，道理逻辑可能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作为公民，我们倘若给路边的乞讨人员掏出个十元八元的，这样的善事，属于个体的自主行为，政府不可能来说，你给乞丐钱，纵容了他们好逸恶劳，禁止掏钱，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行为很少规模化出现，因而引起社会关注，震撼大哪个众眼球，譬如说，在广场上齐刷刷的蹲着几百个乞丐，然后我组织几百人，每人齐刷刷的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齐刷刷的丢给乞丐。这样的行为我们见到过，倘若真的出现，本来你一个人丢给乞丐100块，没谁管你，可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会被视作一种群体行为，组织行为，是否是在向政府表示不满，挑衅政府的慈善制度？是否是别具用心，煽动社会负面情绪之内的？于是，这时候政府百分之八九十，就要出面，将这种规模化的行为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爱心施粥摊的遭遇，大抵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说明。你一个人，天天叫一两个乞丐，上你家吃稀饭，不碍事；可是你大张旗鼓弄出每天一千多人的规模，而且要长期进行，那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群体行为，政府部门就得出面，将事情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首先，至少你得成立一个我看着放心的组织，譬如说，某某某爱心施粥协会，具体规定是：:“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申请注册”。这意味着，你还得“求神拜佛”去打通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基本上，这些业务主管单位是可以以任何理由借口拒绝你的，甚至干脆不理你。因此，我们很多的社会团体，都是一些退居二线的官员，或者一些跟所谓“业务主管单位”私交相当好的社会人士，才能捣弄成功的。
每个人给乞丐几块钱，给人几碗稀饭，到千辛万苦成立一个某组织某协会，弄成正轨合法的NGO，这中间还存在多么巨大的可以善良的空间？然而，现在这个中间带是彻底断裂的，或者说权力是可以以种种理由排斥、拒绝，甚至打压的，这其实是权力“不许善良”、现行的制度体系“不许善良”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这中间存在的那巨大的可以善良的空间，爱心施粥摊之类的事物，其实是公民社会孕育、发芽、生长，以至于最后成为参天大树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爱心施粥摊关闭，所能得出的些许感触或许是，“权力不许善良”，正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的拦路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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