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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渭熊
征粮是中共建国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共产党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征粮工作的成败是中共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
但是在谈及当时向谁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报纸、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个人回忆录等都众口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因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抗粮不交，因此共产党不得不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进行征粮剿匪。
这是事实吗？不是！因为建国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因为每个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唯恐行动迟缓，刀落下来，吃罪不起。真正需要组织工作队去征收，去反复催逼，甚至动用武力的，正是广大的农民。
以下就笔者的见闻，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些真迹。
笔者的家乡在川南小镇护国镇,那时属叙永县管辖。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十万人马从云南、贵州入川，家乡遂得“解放”。紧接着县里派人对小镇进行了接管。第一任区长叫李寒影，他利用国民党的乡保长和留下的文书档案，很快摸清了乡民的财产状况，确定了第一期征粮对象是地主（那时叫绅良），第二期为农民。在“解放”后大约半个月就召集绅良们和乡保长开会，向他们发出了征粮通知。在会上，绅良们听到了两个新名词：一个叫地主，一个叫剥削；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劳是获的剥削者，而剥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剥削，交出自己剥削所得，才能减轻罪恶……接着下达了交粮任务，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每个地主都吓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们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秋收后还按惯例向国民政府交清了公粮，此时又要向共产党交粮，他们胆战心惊地问：“已经交给国民政府的粮谷上不上算？”李区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算。”他说：“难道国民党军队吃了的粮食，要从共产党的仓库里开支吗？”
除了粮税之外，靠近永宁河边的地主还有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
此时已是12月中旬，离春节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地主们哀声叹气，诚惶诚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还是想方设法上交公粮。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地主是周汉宗。于是周汉宗受到表扬。在一个赶场天，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此时李寒影已调离）给周汉宗披红戴花，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进行表彰，还叫他站在高凳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勇跃交粮。接着吕自谦、刘锦祥、孔仲容、邓皇朝等许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粮任务，不过没有披红戴花，仅在区公所门前张榜表扬，说他们是“开明地主”。虽然这些人在不久后的镇反、土改中杀的杀、关的关、（上述几人中周汉宗判15年送新疆劳改，其余几个都被镇压），但他们确曾在征粮时哑巴吃黄连戴过一顶红帽子。这大约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对地主唯一的表扬。
由于地主们的积极配合，第一期征粮任务在1950年春节到来之前如期完成。
第二期征粮对象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那时还没有划分成份)。向他们征多少粮谷？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而定，但是绝非斗升之税。例如我的一个远房堂伯陶炳兴，自耕水田30石，过去只交一石公粮（350斤），现在要他交3500斤，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翻了10倍！可以说明当时的征粮情况。
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因为共产党虽然说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但他们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与佃户对半开的，例如一个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农，他实收稻谷应该是40石左右，交租后自己还剩下一半。租种田地越多，交租后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这么丰富的粮源共产党岂肯放过？所以向佃农征粮势在必行，他们也逃不脱沉重的税赋。
那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觉得征粮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负担与苦难。因此征粮受到农民强烈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拖延、逃避，要求减免。所以第二期征粮难度极大，从3月到7月，延续了将近半年。又加此时“反共救国军”猖獗，武装征粮就在所难免。但是在土匪盘踞的山区，共产党势力暂时尚未到达，无法征粮；而在平坝浅丘地区，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装征粮工作队，其实就是向农民征粮。
此时的征粮工作队极其辛苦。他们住在小镇上，每天荷枪实弹早出晚归步行百里，到农家依次催收。农民们不是叫苦连天就是软拖硬抗，工作队开始时还有耐心和他们磨嘴皮进行“说服教育”，到后来就不那么耐心了。
例如与我家同住一院的曾子林，他租种我家50石谷的土地几十年，又兼做“牛牙仔”生意（耕牛买卖中介人），很富裕（后来划为富农）。但他从来没有交过公粮。现在要他交粮，他极其反感，用拖延、躲藏种种方法对付征粮工作队。工作队上门十几次终于把他堵在了家里，问他为什么不交粮？，他说：“你们要我交粮，连个通知单也没有，我凭什么交？”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十分愤怒，用手枪指着他的头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日的，来！”这个山西佬说话的神态和口气后来被我等无聊少年摸仿，所以记忆十分深刻。还有毗邻的沙田村一个姓周的农民，在粮谷里掺了沙子，被征粮工作队知道后，一索子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是“解放”后我们家乡享受专政的第一人。还有些人在粮谷里发水或掺秕谷……进行自发的反抗，虽然大都难于蒙混过关反而自讨苦吃，但说明当时斗争之激烈。此时的农民对于共产党，全是“跟着感觉走”，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高音喇叭。所以第二期征粮，进展十分缓慢，斗争十分尖锐。
以上说明，中共建国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那么，我这里提供的情况是个别事例还是普遍现象？我的回答：是普遍现象。这是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决定的。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国70—80%的土地集中在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手里”，因此“向地主征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社会的共识。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长期固化在人们头脑里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实际情况相距太大。例如著名学者秦晖，在陕西省关中地区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关中地区无地主”，已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既然没有地主，那征粮对象不是农民还能是谁？像秦晖这样严肃科学的社会调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还有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
1932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对17个省869个县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38%；
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对22省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46%；
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对6省97县100多个乡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41%；
1988年国家统计局对当年土改档案综合推算，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为38%……
以上资料说明，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政府所作的调查，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是70—80%，而仅40%左右。所以中共建国初期仅仅“向地主征粮”的说法，无论理论上、事实上都不正确，不是真实的历史，应该予以纠正以正视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建国初期的征粮，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
试想一想，那时的中共，在经济极其困难，粮食十分短缺的情况下，难道只向占有土地仅40%左右的的地主征粮，而不向农民征粮，甘愿放弃60%的粮源吗？中共不会如此颟酐吧？
但是，为什么在宣传上不提向农民征粮的事而只说向地主征粮呢？这是件十分赖人寻味的事情。因为这种宣传，能够混淆视听，转移视线，从而淡化、掩盖、隐瞒了”大救星”从农民手中夺取财富的实情。
其实当时对于农民的征粮，比起后来的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来，要宽松得多。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每年秋收后，农民们除了交公粮之外，还要交统购粮、“余粮”和社、队提留粮；一切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农民分得的口粮，不过每年二、三百斤。这样的生活，他们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整整“享受”了20多年。而在大跃进时期，农民完成上述任务之后，一年所剩口粮不足百斤，因此产生3、4千万饿殍就不足为怪了……事实证明大救星毛泽东，除了向农民无穷无尽的掠夺，不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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