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民主自由国家的出版机构之设置，大多是民营，是完全的商业行为，自然书号也没有限制，只是采取登记证制度而已。也就是说，要出版一本书根本不需要谁批准，更不要向谁购买书号。书号不是谁的垄断资财，需要谁恩赐批准或者购买才能得到。中国的宪法写入了言论出版自由条款，可是新闻出版总署的存在，就是以违背宪法出版自由条款为根本的。新闻出版署查处的一些所谓违规出版社，大多是因为出了在思想上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书籍。这样的查处，其实是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公然干涉。

书号管制制度的坏处，在丁东先生所写《为什么要开放书号？》一文中已有非常明了的表述。书号管制制度就像任何行业里的规则一样，都是为本行业的龙头老大如新闻出版管理机构服务的。一方面为这些手握书号资源的官员，增加寻租空间，许多管出版的官员在这里面得到的好处可谓众人皆知；另一方面人为增加读者的负担，因为昂贵的书号费最终要打在成本中由读者负担；再者由于书号昂贵而使得印量较少的书籍没有出笼的机会，给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一些冷门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损伤。更为关键的是，书号可以成为钳制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杀手锏，使得出版在许多时候成为颠倒黑白替官方涂脂抹粉的工具。

中国没有一家民营的出版社，都是官方用许多手段管制起的所谓公有出版社，这使得中国的出版业处于一种畸形的发展状态，出版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严重受损。在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危机有许多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比如说书业不景气，读者买不起书，文化消费持续低迷，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书号管制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本居高不下。如果将书号管制放开，只使用书号登记证制度，不仅出版业繁荣，文化消费持续增长，会带动一系列的行业增长，从而有效地渡过经济危机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沉重压力。如书号管制遏制消费需要，影响出版业一样，其他许多行业都是因为行业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使得该行业萎缩，给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感叹民国时期的教育自由、多元、包容，党化教育不重（抗战后稍重，但也没有像今天官方党委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的地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学术思想成果。但还有一点，我们大家似乎忘记了，出版社自由成立及竞争，也是学术思想成果得到源源不断出笼的真正原因。民国时期的作家，不仅办同仁杂志，如《新月》、《现代》、《文学》、《文艺阵线》等，还办了许多同仁出版社，如印左派书籍的水沫出版社等，多至不可胜数。有同仁出版社同仁刊物，其间的竞争与多元化，使得读者的选择空间大增，文化及出版物的多姿多采得以实现。没有言论自由出版的自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的诞生。没有真正的思想之诞生，要想实现所谓的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便是一纸空谈，更遑论个人之尊严的获得？

书号制度是九十年代才兴起的行政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对这个国家民众的显性与隐性伤害都极其巨大。四九年后中国的出版有许多禁区，有许多书籍被列为违禁品，列为反动书籍。信息渠道和书籍的获得，都存在三六九等之分。文革前，要“上等人”才能读到黄皮、灰皮书（据说一共出了1041种），这些书是出给领导干部阅读的，贱民根本没有资格阅读。要读到这些书得有介绍信、得到诸种关系才有可能到新华书店读到内部版。据于浩成先生回忆，当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时候，要求购买者要写下家庭、单位和地址，此乃曾主管宣传、新闻出版之大员胡乔木的要求。现在似乎很少有什么内部出版图书了，似乎是个进步，其实不然。以前还可以通过这种所谓的内部出版物，来出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书籍，今天只要是违禁的根本就没有出版的机会。一个国家的新闻出版钳制到让好书不能出版的地步，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复兴、还有什么崛起的指望呢！人民不能自由思想，人民不能自由言说，人民的言论与作品不能自由地出版，这个国家的民众不仅没有尊严，创造力大大萎顿，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活力便是必然的结局。


2009年4月9日8：45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