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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他领导中共取得政权之初，本来也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了“大跃进”，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产品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15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后来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发现打造经济基础是他个人能力的“弱项”，但又不甘心认输，才另辟新径，独树一帜地高谈精神之作用。
在“大跃进”遭到惨败之后，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令人十分沮丧绝望。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转移目标，并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于是，“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登台亮相。“政治挂帅”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取代了“向科学进军”。经济少讲甚至不提，“革命 ”、尤其是“思想的革命化”则大讲特讲。物质的指标换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手段，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也成了中国人的人生目的与意义。那时，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而革命的标准则早已置换成“听毛主席的话”。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 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主席已经成为 “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而且，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可以想见，毛这番工于心计的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整个党都需要文过饰非。再上一个台阶，作为统治有5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甘心做世界的二流、三流角色（毛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讲过：“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和他的党息息相通，他的同僚及下属也有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上下一拍即合，全党仍然紧跟毛泽东。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它远比原教旨主义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了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就是“两眼一抹黑”却自以为可以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学生、中学生。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了。
在关键的1962年，刘少奇等人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权威，维护了毛，依从了毛。精明一世的刘少奇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与毛同舟共济，当时他万万猜想不到，就在那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一俟时机成熟，就要把刘少奇打下那条“船”。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国被“伟大统帅”引领着从一个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灾难。
【注释】
[1]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5月出版，第94页。
[2]出处同上，第130页。
[3]出处同注1，第133页。
[4]出处同注1，第110页。
[5]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1月，第79－80页。
[6]杨继绳，“就《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多维新闻网，2008年10月27日。
[7]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8年5月出版，下篇，第706页。
[8]秦晖、杜钢建、王东成、黄钟、杨支柱，“反思大跃进”，中国学术论坛网 站，2003年11月24日（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 id=159）。
[9]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社（香港），2000年12月出版，第 231页。
[10]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台北）， 1994年10月出版，第382页。
[11] 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修订本），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96年3月出版，第360页。
[12]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10版。
[13] 转引自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篇，第1010页。
[14]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15]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第110页。
[16] 李力康，“我的舅舅李锐（下）”，《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4月号， 总第21期。
[17]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0页。
《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 [第1期(总第1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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