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
——毛泽东如何从“大跃进”转向“世界革命”？
胡平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一、“大跃进”的政治氛围：吹牛浮夸蔚然成风
二、“大跃进”为何成了“大跃退”？
三、民众为何会热情参与“荒诞剧”的演出？
四、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注释】
研究当代中国有两大难题：一是难在揭示事实真相；二是难在给出合理解释。以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大饥荒”为例，现在回过头来看，其间种种，无不令人觉得荒谬绝伦。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包括中共各级干部，也包括作为过来人的民众，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行动？正因为当年发生的事匪夷所思，尤其是有关大饥荒的许多资料被当局蓄意销毁，所剩资料残缺不全，这就更需要有人对这些有限的资料给出合理解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解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一、“大跃进”的政治氛围：吹牛浮夸蔚然成风
1、 为什么说真话是错，讲假话成为时尚？
“大跃进”中的吹牛浮夸有当年的《人民日报》报道为证：土高炉日产千吨钢铁，一亩地打出万斤粮食，……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其实，当时连很多小孩子也知道有些“卫星”是假的；奇怪的是，多数成年人并不认为那是错的。“文革”中揭发出的“三反言论”中，有不少是对“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官方对大饥荒的称呼）的批评，比如有人讲“困难时期”他见到过饿死人。许多过来人都知道这些是真话，但仍然把这些话视为“三反言论”，认为说话的人“思想反动”，至少是“思想落后”。那个时代让人回想起来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明知某句话是谎言，但不认为它错；明知某句话说的是事实，但却不认为它对。“下面”对“上面 ”说假话，“上面”也对“下面”说假话，但上下两方都不觉得自己被欺骗，彼此都明白对方在说假话，但都没有负罪感，而是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要是有人说了真话，也明知人家说的是真话，说假话的人不但不惭愧，反而去责怪说真话的人，似乎说真话是错的，而讲假话反倒是对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年前，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On Bullshit，畅销一时。bullshit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里姑且译成吹牛。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大有关联。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毛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采取“两本帐”的做法：“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基础。”按照“两本帐”制度，上一级的“期望完成帐”是下一级的“必须完成帐”，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是鼓励、乃至规定下面的人制造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
那么，毛提出“两本帐”的用意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为了“大跃进”，毛想出了几个办法，其中之一是提高公有化程度。按照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公有制比私有制能创造更多的生产力，那么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他积极鼓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另一个办法就是让人们加班加点多干活，高投入自然会有高产出。怎样才能让人们多干活呢？那就是给人们定出高指标逼他们超时劳动。1958年3月的中共“成都会议”期间，毛有时在附近农村转悠，发现这里茶铺多，赶场多，人们的日子过得很闲散。毛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有必要找条鞭子赶一赶。乍一看去，毛的高指标想法似乎并不违背常情。人们习惯于把订规划当作表达意愿、期望，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方法，所以指标要定得高一些。如果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么要“得乎其上”岂不是就该“法乎上上”吗？但问题是，高指标也还要有个限度。如果指标定得太高了，明显达不到，指标就失去意义了。可以想见，在“大跃进”的初期，还有人在定指标时多少考虑到可能性，不肯把指标定得太高，但必定会有人投上级所好，完全不顾可能性，把指标定得非常高，而上级则一定对后一种人大加表彰。上级并非不知道下面定出的高指标超出实际，但他们并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下级的态度和决心，下级越是把指标定得高，越能显示他对“大跃进”的态度积极、决心大，这样的下级便受到上级的表彰。这样就把中共口头标榜的那点实事求是之意排除得干干净净，由此便引出一轮又一轮的吹牛皮竞赛。
尽管在吹牛皮竞赛中，人们仍然是在讲指标、讲数字，但语言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人们本来还在乎指标有无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还在乎（数字的）真假，一旦定指标变成了吹牛皮竞赛，真假就变得不重要了。这与一般的撒谎不同。提出高指标的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不是真实的，但他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实事求是地提出生产指标，而是借此表达自己对“大跃进”的积极态度和无比决心。听话者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所以他也不认为对方在撒谎欺骗。他只是深感对方忠心可嘉，所以要对说话者予以表彰。这是一种双方心领神会的默契。如此便造成了上文提到的那种奇怪的局面：上上下下都在豪情满怀、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但双方都不认为彼此在互相欺骗。这时谁要是说真话把指标定得低，反而会受到一致的谴责，说他“右倾保守”――这再次证明他们并不计较话的真假，而只是计较说话者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大跃进”期间的政治氛围。
2、说谎者陷入谎言的牢笼无法自拔
到了1958年的收割季节，各地争相“放卫星”，吹牛皮更上层楼。如果说，定高指标还只是空口说大话，那么“放卫星”就是明显的集体造假了。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里写道：1958年7月，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首先放出一颗早稻亩产3,725斤的“卫星”，登上了《四川日报》。邻近的“和平社”不服气，干部连夜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和平社”的干部说，“红光”的3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未必假不来。接下来便是一场你追我赶、龙争虎斗，一直到放出亩产万斤的“特大卫星”。[1]所谓的亩产万斤，其实不过是把附近稻田的谷子割下来都堆到一块田里凑数而已。
当时就没有干部敢站出来讲真话么？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是上面一手遮天，硬把说真话的声音压下去。例如四川的李井泉（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就不断打击说真话的声音。那么，李井泉本人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正如东夫所言，“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因为，对李井泉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2]在一次会议上，李井泉对一位质疑万斤田的温江地委干部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旁边另一位温江地委干部吓坏了，赶忙问李井泉，我们地委需不需要作检讨。“李没好气的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3]这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其实，毛泽东本人倒是讲得更明白些。他说：“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毛这话在道理上根本不通，但他主张“放卫星”不必问真假的意思却跃然纸上。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4]李井泉们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大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这本来是纯粹的事实问题。然而共产党却把它变成对“大跃进”、对共产党领导是否信任的政治立场问题。产量报得越高，越证明你拥护“大跃进”、拥护共产党；哪怕数字虚假，起码政治态度是没有问题的。产量报低了，那就是否定“大跃进”、否定党的领导，政治立场便大有问题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是否真实，而只在乎忠不忠。在这种政治文化中浸染久了，也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去判断，所以才会出现说假话反而是对的、是革命的，说真话反而是错的、是反动的荒唐局面。
更糟糕的是，浮夸蔚然成风后，连说假话者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的假话了。当时毛泽东曾在中央的会议上煞有介事地提出：全国粮食这么多，吃都吃不完，怎么办好呢。许多地方领导也大力鼓励人们敞开肚皮吃饭，似乎真有无穷无尽的粮食在那里等着受用。然而，持之以恒地说假话，最后终究会把说假话者自己也给折腾糊涂。真是假的标准，假却不是真的标准。从浮夸的数字中是得不出真实判断的，谁也不知道别人的浮夸造假程度到底是多大，当然就无法了解事实上“大跃进”前两年的真实收获数字。据凌志军介绍，食品短缺是从1958年12月开始的，政治局起初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虽然对丰收的数字怀有疑虑，但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实情了；等到后来他们知道实情后大吃一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上报公布的数字，也不是低10%，而是少90%！[5]
3、中共的政治天平：“形象”比真实重要
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按理说，在没饭吃和饿死人的问题上，当局最没有理由封锁消息说假话。确实，人面对事实的态度具有某种倾向性，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宣扬夸张，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掩饰否认。但唯有在一党专制之下，在一党垄断权力、垄断信息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会被推向极端，造成特别严重的恶果。按照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真话假话不重要，重要的是肯定“大跃进”还是否定“大跃进”，而这种肯定与否定又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形象与威望，因而特别敏感。不久前读到杨继绳先生“就《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答客问”。其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思考。一个问题是：“你这本书揭露了中国一段黑暗历史，展现了一段痛心的悲剧，你这样做是否影响国家形象，是不是有违你的初衷？”另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有人说，你这本书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给中国共产党抹黑，你怎样回应这个指摘？”[6]这两个问题很有“中国特色”。至今不少人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或著作时，首先关心的仍然不是别人讲的是否符合事实，而是讲出这些事实是否影响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其暗含的前提是：只要你是为党国歌功颂德，哪怕是撒谎吹牛也值得嘉许，起码是可以原谅的；反过来，如果你是揭露缺点错误，哪怕你说的是100%的事实，你还是难脱损害“中国形象”、给“党与中华民族”抹黑的可怕嫌疑。在这里，“形象”二字尤其值得玩味。所谓“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的外观。上面那两问表明一点：按照中共的认知，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天平上，形象比事实远为重要；作为中共党员，有责任替党国的罪错涂脂抹粉，违者便有“反共反华”之嫌疑。问题是，靠假话谎言来维持的“形象”能持久吗，“党和国家”舍此别无改善形象的途径了？这是个在中国到今天也未得到解答的大问题。
二、“大跃进”为何成了“大跃退”？
人类社会总会有一些贪婪而又急功近利之徒，好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办法谋求利益。比如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凿运河，不惜人力物力，强迫人民服苦役，最后总算完成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完成的宏伟工程。可是，毛泽东与这两位皇帝不同，他发动的“大跃进”不过是经济狂想，因此收获的也是苦果，毫无成就可言。如前所述，毛为各省定出高指标，目的是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人民多劳动，从而实现高产出。在毛的压力之下，“大跃进”期间，国人投入的劳力之多、消耗的资源之巨实在骇人听闻，但取得的建设成就却少得可怜，更多的后果是破坏，非但没有达到增产的效果，反而导致严重的减产。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之后，“大跃进”反而成了“大跃退”，大建设反而成了大破坏。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后果？借用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瞎指挥”与“强迫命令”。譬如在收割季节，全体青壮男劳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致使成熟的庄稼大片大片地烂在地里；过度深耕，把熟土翻到了下面，把生土翻到上面；密植密到不透气，秧苗都给闷死了，……如此等等怎能不减产？不少人事后总结教训说，不能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靠“大轰大嗡”来搞经济搞生产。这话说得也不错。不过我以为，这都还讲得不够深入或不够清楚。我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流行一种特殊的竞争，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是这种特殊的竞争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后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根本弊端，由于人们付出的劳动和个人收益没有相关性，劳动者缺少努力劳动的诱因。为了让人们努力干活，共产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加强对劳动者的管制，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包括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所谓不好好干活的人进行惩罚。这种办法在“大跃进”期间被大量采用，对劳动者常常如同对待奴隶。但是，20世纪的劳动者毕竟不是奴隶，因此强迫手段总有它的可应用限度。所以共产党还要靠其它办法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便应运而生。这种竞赛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不是给努力工作的人物质刺激，而是利用人的荣誉感和羞耻感，以及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理，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把生产劳动变得像体育竞赛。乍一看去，在生产劳动中引入竞赛机制并无不妥，偶一为之也常有正面功效。但问题是，如果把生产劳动搞得如同体育竞赛，那就会造成极大的弊端。必须看到，生产劳动和体育竞赛毕竟不是一回事。体育竞赛不只是为了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它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体育竞赛中，人们通过对力量、技巧、耐力和勇猛的展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种艺术品，并借助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慨。体育竞赛本身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生产劳动却不然，人们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劳动只是为了制造出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从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生产劳动没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体育竞赛本来就是给人看的，如果它让人们看得兴奋，看得激动，赏心悦目，那就是它的成功。为达此目的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必须的，值得的。生产劳动则不然。生产劳动的目的并非展示，而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大跃进”中的劳动竞赛只是一味地营造热气腾腾、干劲冲天的宏伟场面，大家争相为营造这样的场面而你追我赶，既不计成本（人力和资源成本），也不管收益。这就把事情整个搞反了。这就有可能比奴隶劳动还糟糕。因为奴隶主迫使奴隶劳动，图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那样不计后果地图个热闹好看。
共产党搞“大跃进”，动用全部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在各行各业大力推行劳动竞赛，谁干劲越大越积极，谁就受到表彰，戴红花、上红榜，评先进、评模范，登报纸、上广播、发照片，风光一时；谁干劲不大、积极性不高，谁就挨批评、受羞辱，说他是落后分子，“插白旗”，讥讽他是“乌龟蜗牛”，“老牛破车”，连小孩子都瞧不起，有的“落后分子”还要受处罚。于是，很多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就带领或强迫大家在“比干劲”上竞争起来：你那里白天干一整天不休息，我这里就白天干完了晚上接着干、挑灯夜战；你那里奋战3昼夜，我这里就奋战5昼夜7昼夜；你耕得深我耕得更深，你栽得密我栽得更密；你砍了1千棵树去炼钢，我就砍2千棵，直到砍光为止。杨继绳在《墓碑》里写道：有的县委负责人晚上站在山顶上看各个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7]于是干劲本身成了竞争的目的与评价的标准，而经济效益和最终成果则被置之脑后，以至于被牺牲被舍弃。经济变成了政治，所以它自然就不经济了。当亿万人民被鼓动或被强迫从事这种不计成本、不管收益的干劲比赛时，“大跃进”自身就变成了经济“大跃退”，大建设也就演变成大破坏了。
三、民众为何会热情参与“荒诞剧”的演出？
那么，那些带头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又是图的什么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出于自愿地积极表现呢？这里可能有一点物质利益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四川省郫县“ 红光社”“放卫星”，宣称早稻亩产3,752斤，省委马上表彰，县委则宣布，给放3,000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80元。虽说80元不是小数目，在当时可以买大米1千斤，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荣誉。当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当然，也有不少人表现积极是为了当官升官，但这种人数量有限。在当时，更多的民众积极表现只能换来诸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一类荣誉性的头衔。再说，当官升官又是图什么呢？在“大跃进”初期，当干部，尤其是当农村干部，也是很辛苦的，物质报酬并不高多少（到了大饥荒时期，干部可以利用职权少挨饿，其物质上的优越性变得更大）。在更大程度上，当官升官可以让人有更大的成就感，这里的诱惑主要还是在精神层面。
在《反思大跃进》座谈中，杜钢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更值得研究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人的参与愿望与实际参与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所反映出来的参与心态，也就是说，只要有参与的机会，不论参与的后果如何，不论参与对于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利，只要有一定的自我的表现就行。”他指出：“这样一种参与意识在当时乃至在今天都是很普遍的。”[8]
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大跃进”初期全民参与的热烈景象。实际上，“大跃进”是由多种形式、接二连三发生的运动系列组成的，例如“除四害”运动、“讲卫生”运动、“扫盲”运动、群众性诗歌运动与美术运动、宣传“三面红旗”的文艺活动、“大炼钢铁”运动、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等等。那时真做到了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热烈参与大跃进呢？根源在于群众运动诱发了人的表现欲。人往往愿意通过语言和其他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与特性，从而获得社会承认，这是最深刻的人性。极权社会壁垒森严、僵硬死板，人们的表现欲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政府规定的极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共产党的“ 群众运动”打破了生活常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大舞台；尽管表演的主题和方式都被严格规定，不可越雷池一步，但对于亿万民众来说，那毕竟是一个可以自发参与和表现自我的大好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只要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就行，至于表现的方式和主题倒是次要的。因为他们本来就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更少有坚持己见而甘于寂寞的勇气。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