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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
作者：崔卫平
我的博文《自发而美好的行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体制内的人们，总是摆脱不掉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体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结论是这些人在体制内生活久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们从自己身上体验不到一点美好的思想感情，于是认为别人也与他本人一样。我举四川谭作人先生为例，这位被称作“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义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废墟中的学生呼吁，涉嫌“垫付”罪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晓明专门为谭先生著文呼吁，对谭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为有更具体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该博文下面不断跟帖。先是说谭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随手删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继而又说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落为……，流落至今，无正常生活来源，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他的愿望就是通过叼难政府使自己出名，这样可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其中的“叼难”疑为“刁难”，这这么几个字还写错，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灵感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这样的表达驱使我再写一篇博文，继续挖掘这个问题的真相。
所谓“流浪”或者“流落”的说法，其一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即谭先生多年不在体制之内工作，不拿体制发给的薪水；其二为价值判断——既“流”便“落”，那些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沦落”，就是掉到某个“下方”，就是不能证明自己，因而就成了应该加以鄙视和唾弃的“垃圾”。换句话说，不在体制之内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可以称得上是“原罪”。而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流落至今”，则需要被归划到“贱民”一类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暴露一点，就是这个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饷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们。
什么叫做“无正常生活来源”？“正常生活来源”与“非正常生活来源”之间区别在哪里？“正常”与“反常”的衡量标准来自何处？是否靠近权力中心、在体制之内就是“正常”的，而脱离体制、远离权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讥笑谭先生没有钱却仍然要爱国爱同胞吗？其实此人也已“掌握情况”，谭先生远非不劳而获之辈，起码是从事某种脑力劳动（“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来源吗？“收取金钱”的说法也很搞怪，带着那样一种嫌弃、鄙夷的口吻，他这个人每月揣着的那不叫“金钱”？他要是嫌弃的话，将这些“金钱”捐给地震重建好啦。本来这样的动机推测是不值一提的（“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来最为扎眼：一个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动早已经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无私动机，还需要别的指认吗？再问一句，如这位匿名跟帖者所说的“刁难政府”就能够提高“收费标准”，难道这个不正是给政府抹黑吗？你这不是教唆别人、煽动“垫付”吗？
经这个跟帖者的启发，令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为什么体制内寄生着这么多冷血动物，从来对于别人的善行不报信任，除了有人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之外，还在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在于它本能的封闭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继承了这种天然的排他惯性而已。不在体制之内本身竟然成了一桩恶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罪过？他不在体制之内可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因而也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比如“社会盲流”、“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渣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等等，总之，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见，以体制为界，将一些人们贴上有害有危险的贱民标签，最为典型的一种说法叫做“三无人员”。假如体制外的人们他们集体叫做“无”，那么体制内的人们就叫做“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们只能拥有这样的偏见，体制内也并非都只是冷血动物，这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但是享有这种来自体制偏见的人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将体制当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则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坏性；将体制当作唯一真实和实在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虚幻、虚弱和站不住脚的；他们将官饷当作百花齐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败的寒冬；将皇粮当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无边的荒漠。
如此说来，这样的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便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便有理由不承认你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当年马克思所推崇的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他会说“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么人就什么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贫困的”（尤指意义的贫困）。放在我们这里，费尔巴哈当年的那些句式，稍稍变换一下便照样适用：“假如体制是一切，那么体制外便是虚无”、“假如体制是富有，体制外便是贫困”、“假如体制是荣耀，体制外便是耻辱”、“假如体制是光明，体制外便是黑暗”、“假如体制是高尚，体制外便是卑贱”。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成：“假如体制是有力量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力量的”、“假如体制是富有意义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意义的”、“假如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外则是消极的”、“假如体制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体制外则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们这是处在什么年代？看上去快要赶上费尔巴哈的年头了。
我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它做了一件事，就等于别人没有做一件事；若是它多做一件事，就等于别人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于别人在别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坏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别人的虚无；它的功劳，就是别人的深渊。
问题还在于，它能说一件事情，你不能说；它能够做一件事情，你同样地去做，就不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体制之外的，或者你不处在权力核心。比如这两天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人权”这种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够用，一般人不能用，谁用了谁倒霉。君不见《南方都市报》上昨日有社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网上大小论坛各路好手全都在窃窃私语，“南都报”不要因此而发生人事变动吧？但愿这回网友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南都报”也只是与“体制”同舟共济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们热议的温州施粥摊的收摊，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粥摊自今年正月初五开办以来，已经坚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个馒头”，显然给那些十分需要的人们带来帮助，而且其美名传开，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许多捐助，令这个粥摊“不差钱”，这个举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社会的做法。然而4月1日，当地卫生部门造访了这个粥摊，质疑其卫生标准，“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开办粥摊的林老板从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这个施粥摊。据《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样的门槛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于是做好事的冲动，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过上一种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只得再次流落街头饥肠辘辘。（这回真的“流落”了，是被放逐无人过问了。）
卫生的问题，难道不是能够在政府的指导下解决的吗？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统计，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学生的名字统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所质问的：“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政府工作太忙，顾不过来，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么民众正是可以集思广益，帮助完成这项繁重的统计任务，给死者一个交代生者一个安慰，这对于政府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恰恰能够起到安抚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调查是否有人为开发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该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是政府亲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无正常生活来源”的谭作人接替从事的，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变成别有用心的涉嫌“垫付”？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这样说难道有什么过分吗——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点好事给别人做做。不要弄成了这一步——到头来，体制变成了虚无和消极的，所有积极的力量恰恰产生在体制之外。说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提供或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体制并不能确保什么。
200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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