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李宗仁的公馆、故居的闻名遐迩、明白易寻恰成对照的是，白崇禧的公馆和故居若有若无、无从寻觅。大学毕业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寻访白崇禧在桂林的遗迹，却始终不得要领。
寻访中得知：桂林白公馆名曰“桂庐”，座落在榕湖畔，早已被中共桂林市市政府改做他用，现在被政府经营的桂林市国宾馆——榕湖饭店占用。由于今天的“桂庐”早已人去物空、面目全非，而且榕湖饭店区域乃市委重地，饭店内部，寻常人等不便出入，近年来社会矛盾愈来愈具爆炸性，为了“反恐”的需要，那里更是戒备森严——军警林立、便衣骚动，因此，参观白公馆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寻访中并得知：白崇禧早年先居于桂林市西南部的临桂县会仙镇附近，后迁至今桂林市雁山区草坪回族乡，位于桂林市市区东南方向约二十八公里，白崇禧在草坪长大成人。但原来只有会仙保存有白崇禧家族故居，但该故居早在五十年代就被共产党政府革了命。因此，寻访白故居一事，十多年来也只得不了了之。
但是，在2007年的一个夏夜，我在己家所在的奇峰小筑小区门外的理发店理发时，从一位来自会仙的老板娘口中得知：白崇禧的故居还在，在距会仙镇很近的山尾村。老板娘还热情地告诉我如何走法：在银锭路搭乘去会仙的中巴，告诉车上的人要去看白崇禧故居就成，他们会告诉你在哪里下车。
在去会仙乡的中巴上，一听说我要去看白故居，农民们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告诉我，去看白故居需要在距会仙镇三里外的山尾村下车，并让我不用担心，到时他们会提醒我。
提到白崇禧，农民们象打开了话匣子，围着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谈古论今。坐在我身边一个四十出头的大脑袋壮实农民说：他的叔爷1949年随白崇禧去了台湾，后来在台湾搞养殖果蔬发了财，前年还回来过，他可怜我们穷，每次回来都给许多亲戚送美元。那汉子痛心疾首地说，他爷爷那时也是国民党兵，却犯傻舍不得走，结果文化大革命被斗死了，要是走了多好！农民们对我说，白崇禧为人很讲义气很重亲情，当年撤离桂林的时候，尽力动员亲朋好友一起走，并从会仙老家带走宗亲一百多人；“解放”之初，这些跑了的乡亲均被划为“反革命”，土地房子被没收、亲戚被杀挨整，现在共产党为了拉拢台商来投资，又给他们一些人留在这里的亲戚归还了房子、土地。农民感慨说：当初要是一起跟白崇禧走了多好！
提到共产党，农民们两眼冒火，把共产党对农村的“乱收费”、强征土地臭事一下子抖出来两箩筐，他们对“计划生育”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痛斥这是要人断子绝孙的政策，只有“没有屁眼”才想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一个三十来岁模样的农妇说，最近抓“计生”又开始紧了，“计生”工作队经常来抽查，如果“超生”的那家人躲了，就砸开门抢东西。一个六十多岁样子的老农民说：“共产党以前把农民的粮食都收上去，让农村人都饿死，我大伯、二伯、大孃、两个姐都在六零饿死了！”另一个中年汉子说：“我家老人家告诉我，共产党比国民党坏一万倍都不止！”
除了两个学生模样的小年轻显现出迷茫漠然的表情外，对于我们这喧喧嚷嚷的“反动”言论，车上几乎没有反对的表情，农民出身的司机和售票员不时对我们报以憨笑，目光中带着理解。
我不仅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当中：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八零后”的大学生们谈过中共、谈过“计生”、谈过“六四”、谈过历史…他们都认为中共是一个振兴了中国的伟大政党、他们坚定地支持“计生”，认为这是富国富民的基本国策，而丝毫不觉得这是对人权的野蛮侵犯、这是断子绝孙的自杀暴政、他们没有人知道大饥荒、几乎不知道文革、更不知道“六四”屠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桂林街头，满脸满胳膊贴满五星红旗，莫名其妙自豪狂喜的大学生们比比皆是。现在大学生们，居然还不如大字认不了两箩筐的农民更明白事理、更懂得社会、更具人文素养，这是何等扭曲的一种教育体制！在中共精心营造的这种教育体制下，读书不仅不能开启民智，反倒形成“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扭曲”的现实局面。这是何等黑暗邪恶的一个国家！
出了桂林市区，中巴开始在黄白色的扬尘中嘎嘎地蹒跚而行。由于通往南路临桂——会仙、宛田、中庸等地的二级公路在建当中，汽车等于在砂石黄土堆中行驶，整个车身笼罩在浓浓尘土中，以致车上的人不得不强忍住仲夏桂林的酷热关闭车窗，车上燥热感觉令人窒息，恰似六月午后在太阳下跑完一千五百米的那种感觉。但是农民兄弟依然能够谈笑自若，中国农民恐怕是全世界最能吃苦的国民。
总算到了该下车的地方，那是一个树木稀少的村落，无遮无避的暑热似乎在表达不欢迎的态度，在白色砂石路的一侧，一大群粗陋黑顶瓦房暴晒在盛夏的骄阳下，看不出哪一家是白故居。村中静悄悄得不象是白天，偶有一群受惊的鸭子奔过土路，才显现出人住的迹象，深入村中肮脏的巷陌，有两三条黄狗冲我干吠了几声，就懒洋洋地望屋角躲荫去了。在村中旋了好一阵，才先后找到两个人问路，找对了白故居的方向。
白崇禧故居座落在村后部的地势较高的位置，建筑式样也是明清式高墙宅院风格，以灰黑色调为主，与李宗仁故居相仿，青砖彻成的院墙高达七八米，只是砖色青新、灰浆鲜白，院墙新落成的痕迹很明显。故居的正门是一座三米高的拱形黑漆大门，两扇门紧闭，横在上面的大铁门闩锁着一把大锁。见此我叫苦不迭，但走到这一步早已经疲惫不堪、汗流浃背、饥渴难耐，只有先找户人家再说，哪怕聊聊天也好，也得个歇脚。
正好白故居旁有一户人家开着院门，就去投那户人家，接待我的是一个身材单薄、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二十岁出头，听说我来参观白故居，他态度很友好，他告诉我说：白故居尚未对外开放，大门的钥匙由他家代管，偶尔有游人来看，由他家开门。
喜出望外之下，我决定乘兴参观了再说，我渴盼着能够饱览白崇禧生前的照片和文物，就象在李宗仁故居那样一饱眼福。但是抢进去后，寻遍了一楼各个厅堂、厢房，没有白崇禧留下的片字片纸。失望，就象象天边的乌云一样悄悄地涌起；继而就象汗水一样浸透了背脊。我搜遍了楼上的每一处角落，找不到白崇禧留下的半点遗迹，唯有混杂着油漆味的绵绵木香——那是新木料的特有香味，和悠悠的静默。
主楼为三层木楼结构，棕黑色调，木质坚厚扎实，油漆不到之处，木色新新，新修成的痕迹昭然。房檐的檐角鸟兽雕塑精致，体现出明代追求细枝末节精致的风格，整座主楼，还算古朴典雅、错落有致。
二楼与三楼，每一层楼都有带有扶手木栏杆的曲折的回廊，每一层都有五六间阁房，带着精雕细凿的那种视野不畅的传统花格子窗，阁房之间，自有回廊和阴暗的过道相连；每间阁房都奇怪地空空荡荡，阵阵穿堂风过，阴凉得不像是在盛夏的中午，置身其间，就象置身于漂泊在大洋中的一艘无人“鬼船”，只有某些房间中那种瑶乡风味的木栏杆阳台，才会将人载近人世间；阳台外
面是幽暗的天井，仿佛必须奋力爬出天井顶外，才得重返人世间。
三楼有一些房间和过道的墙上配有城墙箭楼那种射击孔般的方窗，有一扇厚木门关闭，木质和窗台的青砖质地都很新。这种方孔窗，李故居也有，大概是大户人家自组家丁防匪自卫之用，但是再严密的防守，也只防得了山上的小匪，防不了窃国的大匪。
推开这扇厚木，豁然间眼前一亮，在这暗楼中呆了半个时辰，窗外的人间显得光和日丽、如天堂般的美好。凭窗而望，外面的日光下是一个静谧的村落，在这里俯视，村舍到不显得如刚进来时看到的那样凌乱，黑瓦白墙错落相交、村后树荫摇曳生情、远山逶迤叠嶂，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倚靠在人世间的光亮旁，幽灵船的感觉渐渐消退，变得恬静和悦起来；这所宅楼远离主干道，听不到一点往来机动车的噪杂，全然没有李宗仁故居的那种躁动感；倚窗而歇，两腋凉风微微、窗外暑气袭人、知了昏热地嘶叫不休，真想就窗下铺一张凉席，沉沉睡上一觉。
三楼顶上有平台，可供览景和晒谷之用，但正值盛夏中午剥皮般暴晒当头，不想上去了。
怀着八成的失望心跨出那黑漆拱门，更觉步履发颤、饥肠辘辘、焦渴难耐，没奈何只得再去找小伙子那一家。小伙子的母亲和姐姐适才在地里干农活，现在已经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掐菜——幸而农村人中午饭吃得晚，一般要下午两点多钟才开饭，于是我就给了他母亲一些碎银子，向他们弄些茶饭来吃。他母亲本是个厚道的人，得了我五十元钱很是过意不去，先切了半斤牛肉、又杀了一只土鸡，并着农村家酿的甜米酒，一起做好了端来，还连说没有什么菜给我吃。小伙子锁了白故居的门，也来一起吃饭。
借着酒兴，原先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姓白，是白崇禧宗亲之后，他在南宁的一所中专读书，现在正在家中度暑假。对于这所暂新“故居”，小伙子说：这只是模仿原样重建的白故居主楼，近年才由政府拨款建成；他说，听老人家说，原来的白崇禧故居，是一座大庄园，比现在这座楼大得多，里面有大片的荷塘、还有凉亭、拱桥，庄园里有好几座楼，现在这座楼，只是庄园中心的主楼的样子，所有原来的那些东西，“解放”后统统拆掉了。小伙子说，现在政府重建这座主楼，是为了拉拢海外的会仙人，吸引他们回来投资；因为当年跟白崇禧跑出去的会仙人很多，好些人在外边都发了财。
小伙子母亲还告诉我：其实这里只算得白崇禧的半个老家，因为白崇禧十岁以后，他们家就迁到桂林市东南方四十里的草坪回族乡去了。
小伙子不愧白崇禧故居的看门人，对白故居的典故如数家珍。我们一边聊，一边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种名叫“水口冲”的家酿米酒，虽然度数不高，但滋味甘醇，又不上头，一喝而不可收拾，因此比普通白酒更容易喝醉。酒过六巡，我禁不住又“反动”起来了：痛斥中共搞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腐败和贫穷的根源、我并痛斥中共的“计划生育”是逼迫老百姓断子绝孙的暴政；我借着酒劲愤怒地说：邓小平自己儿孙满堂，子女都加入外国国籍，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却只准老百姓只生一个！
出乎意料，小伙子的母亲连连点头，并且也来了讲话的兴头，她说：她只有这小伙子还有他姐两个孩子；女儿嫁人了，儿子又要读书，农忙的时候累得腰酸背痛，我还有侄子帮忙，那些没有亲戚帮忙的你看怎么办呢？现在的年轻人结婚又晚，又只准生一个，长大了去城里打工，农村没有人做事了，别人家六十七岁的老人家照样得下地，没有办法……
更出乎意料的是：小伙子的“酒话”比我的更“反动”，他说：他只怪他爷爷太胆小，当年白崇禧最后到会仙动员老乡的时候，不敢跟国民党桂系军队走，以致把他生在中国大陆！谈到教育问题，小伙子扬起泛红的双颊，硬着声音冲道：
“他妈的，一个学期四千块，工作呀什么都不管…”小伙子母亲说，为了他读书，家里已经举了几千元的债了，但是，读出来有没有工作也不晓得……
小伙子说：“我还算幸运的，只考上中专，上大学更贵，隔壁村有个考上大学的，没钱去读，只好放弃。”
“等于是，家里不好，再聪明也没有用？”我叹道。
“怎么不是？农村里有几个供得起名牌大学的人家？”小伙子猛灌了一大口水口冲说道：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这是多么熟悉的一句当代网络名言！我惊叹于这白姓小伙子远超于当今许多大学生的见识，我也为他没能上大学而感到庆幸，今日大陆之大学教育，无非是培养更加扭曲的愚民愤青的更精致化、更强效的场所，这，已经为近几年昏热浩大的中国愚民傻愤运动所证明。
农民固然没有文化，但因为没有文化，也就不读中共的书报、少看中共的电视，结果反而没有城市的知识阶层那样扭曲、那样“爱国”，他们反而更能够从朴素的生活经验里，看出中共的邪恶。农民们固然不懂宪政民主，但他们强烈地渴望自由，这种渴望正是中国冲破专制、建立自由中国的最大动力和希望所在。农村是中共专制统治的薄弱处，如果有一帮异议人士，能够分散在农村，指导农民秘密成立协会，该有何等惊人的效果呀！
桂林农村的土屋有一个特点，就是再热的天院子里都凉爽，而且总有莫名其妙的穿堂风过，连电风扇都不要。饭后回房小睡去了，我就靠在竹椅上，在这习习的穿堂风中小憩片刻。安歇间，我不由得再次想起民国时期的广西：李、白治下的广西，赤匪束手、人民自由、商业发达、社会安定，被评为当时中国的“模范省”，而“解放”后的广西，却沦为“老少边穷”地区，长时期抬不起头来。
历史之沧桑变幻，让人唏嘘不已。
李宗仁与白崇禧，作为桂林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同样在功名尽付流水之后，在故乡受到的待遇却如此迥然有别：李宗仁的公馆和故居都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寻来全不费工夫；但白崇禧多年来却是踪迹全无，无从寻觅，最终我寻来的只是一个仿制的赝品，而且还是一个很不完整的赝品。
中共不落痕迹地篡改历史，在这里显露无遗，因为白崇禧不同于李宗仁的坚定反共立场，它处心积虑地要把这位与李宗仁同等重要的历史名人埋葬掉，就如同埋葬“六四”的记忆一样，它要刻意遮掉李宗仁身边的另一半桂林传奇史，尽管白崇禧是抗日战争昆仑关大捷的指挥者、尽管白崇禧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尽管白崇禧先于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结合；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正确抗日战略。
但是，“纸包不住火”，中共的做法，在一个日趋信息化的世界里很快将成为徒劳。中共对白崇禧历史的埋葬，只能增添白崇禧的神秘感和魅力。
白崇禧，这位率领回乡亲族一去不返的民国将星，宁可孤零零地死在政敌的手里，也不愿“通权达变”地逢迎势焰熏天的窃国匪帮。这个倔强的回族人，是那样的恪守原则信仰、丝毫不为势利所动，这，难道不是当今中国人最缺乏的境界吗？
对白崇禧的一生，可用两句来概括：
戎马半世随风去，
未酬豪情待子孙。
我深信：今天接待我的白家后人，一定能活着看见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红色匪帮政权的垮台。
曾节明 成稿于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五中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