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自立
二战时期，斯大林为了谐和邱吉尔和罗斯福，曾经允许一些东欧国家实行非共产党参与组成的联合政府。罗斯福也一度称呼斯大林为可以善良化的牧师。邱吉尔甚至说他和斯大林是可以兄弟般相处的。很可惜，这个幻觉很快就被斯大林自己捅破了。此前的卡廷惨案和斯大林红军对于波兰起义部队见死不救致使其被德军尽数消；以后，东欧政权尽数消灭民主等等事实，改变了罗斯福关于究竟是牧师、还是屠夫的讨论指向。结论，十分明白。
引述这个问题意义何在？在于说明，极权主义者是不可能变成牧师和新政（联合政府类）之拥护者的。为何？本性使然。这个事实和理论的分析证明，斯大林一个阶段的联合政府论和毛的一个阶段的联合政府论，如出一辙。不能说，在毛主席实行《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伟大的光荣正确就是实行了一个新政。以后，他们自己推翻了自己。是否如实？不！他们实行共同纲领，是一个策略；就像他们要分配土地给农民而剥夺地主；他们是不是实行他们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之土地革命了呢？好像似是而非。因为他们的分田分地，恰好剥夺了地主合法的土地而悖逆于几千年中国土地制度中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那么，从时间段上分析，从整体上分析，是不是毛主席有一根长长的香肠，切一段，是正确论，再切一段，是错误论呢？从整体上说，是不是毛开国有功，后来不对，有罪，罪在千秋呢？我们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管中窥豹，不见全局。毛从四十年代就鼓吹他赞同林肯主义。新华日报日日有攻击老蒋一党专制之文字。是不是毛那个阶段，很正确呢？同样不是！那么，这个问题要如何看待呢？很简单，要看本质。什么本质？就是毛抨击一党专制，为了什么？我们数次说过，他抨击一党专制，是要用极权代替专制，用毛体制代替蒋，用消灭社会和文化，消灭民国，要用毁灭人民权利，托出无法无天。于是，他的逻辑就是：用批判专制，来攻击民国，进而颠覆之思维、国基甚至民意，再用短时间托出他似是而非的联合政府等等货色，诱惑知识分子。把所谓民主人士安排到位，再夺去实权利，继而削弱其地位，再继而，要之“夹其尾巴做人”，最后，肉体、思维一并消灭。这样，从民主论批判专制开始，到极权论当上皇上结束（那是一个最坏，最破坏皇上道统和皇权限制论的土匪皇帝）。所以，毛主席新政的游戏，结束了。
然后，开始邓式游戏。邓式游戏怎么玩法？小意思，和毛主席一样。第一，他否定文革。为什么要否定文革？因为要肯定十七年；比如，肯定反右，不给一些头号右派平反；更不会给土改、镇反受害者等平反。也不会归还地主土地和资本家财产。而且，平反，主要任务，是给文革褫夺权位的大官平反。为此目的，要营造“合法性”。所以，允许（没有他的，陈的允许，不可能）给右派和很多知识分子平反——甚至给他本人打成右派的李慎之平反——让他和谭文瑞等人作为访美顾问。能不能问问邓，你如何看待李慎之右派问题？对不起，不能问。为什么？大家装傻充愣。第二，邓肯定民主墙。为什么？要获得搞掉对手华的合法性。所以，党内外知识分子一时性冲动，以为不得了了，邓就要变成纳吉了。但是，他不是变成纳吉，而是要逮捕中国的纳吉们。第三，后来，他们权贵集团开始否定“阶级斗争”。为什么？非常清楚，所谓阶级关系，发生了后来凸现的根本变化。反对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之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领导层本身，成了地主资本家。所以，无政府主义之、民粹主义之、共产主义之阶级敌人，现在，变成阶级同志了——就是“先进生产力了”——所以，要消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说法。我们也N次说过，他们要改打天下为坐之。所以，邓时代，不讲阶级斗争了。这为以后他们登上资本家、地主宝座，打下根基。四，一切都改变了，唯独一党独裁不变。这又是为什么？就是伟大的改革，革出一个新政，叫做中国特色社/资体制。这个东西不去多说，很多人说过了。
所以，在老邓大框架改革“合法性”里面，胡赵有些活动余地。但是，整体框架，不是胡赵制定、归属和主导的，而是邓陈。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有人说，这里面博弈好厉害啊！人性论和兽行论，斗争好厉害啊！胡赵被错误整肃，好厉害啊！是的。博弈，是存在的。但是诸公不要忘记了，这个博弈规则，不是胡赵规则，而是邓陈规则。游戏规则，是指定游戏性质的唯一尺度——而不是泛泛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尺度——进而言之，康德之道德尺度，不根据社会经验和图像说，乃是“实践论”范畴破产的公理；此不赘言——所以，游戏失败，乃是必然。其间，任何改革之威权前提，在邓陈，不在胡赵。任何改革之人物克力司马，也在邓，不在胡赵——坊间赵之“无所谓”论和胡之“大哭”论，不是什么伟大的魅力，而是无可如何论。所以，当邓式博弈于毛派和华派时候，他需要一点点类似毛反蒋，讲民主之合法性资源，所以，他启用胡赵。胡赵人格中的人性论和党性论，混合存在，制造了一种改革真相和假相并存的伪问题、假逻辑研究，使得改革话题直接延伸到普世价值的接合。这个看法存在重大阙如。因为，整体而言之邓改革，其向右延伸的半径，不是在邓掌控之外，而是在其控制之中——而且，这种收放“自如”的邓式主张，本来就是一种幻觉本体论，其本体本身，就是虚拟和梦想成分的表白——就像新华日报大谈民主自由。我们充分估价胡赵人格真面和正面。但是，这种东西，既无理论上的说服力，也无实际操作的可能。一个“生活会”，就把这个真真正正的东西捣碎了。在这个层次上，邓式时代也不可以切香肠，一段香，一段臭。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事务发落的逻辑。
人们从胡先生在地方（陕西）执政中，寻找很多正面东西。就像人们使劲寻找赵氏的历史正面经验。这些或为可贵。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一时之间策略需要的证明。这个策略正确性，不能证明任何其性质的正确，并用以代之民主体制和理念。这个实例，从现在那些留恋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说他们是一种毛正确论如出一辙。于是，在所谓普世价值之外，尚有一种半个正确论及其人物受到肯定。事务当然很复杂。我们一是要看到，坚持共同纲领者，从侠义看，还是正面的；只是他们没有看到事情的整体和全部。这个整体就是，共同纲领势必被“就是要独裁”代替——胡耀邦主义，势必要被邓小平代替，腰斩，扼杀。这是一种体制必然（如果说，他们的政权也有“体制”的话。也就是说，即便在毛主席体制中，也出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非主流行为和思潮，但是，他们则是这个体制坚决和不那么坚决的反对派和半反对派。比如，彭德怀的反对意见——他的意见，不意味有一个彭德怀“新政”。）有人说，胡赵是一把手；邓是退休老人。根据党章宪法，新政成立，邓，是违法、违宪。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是，胡赵都是邓提拔和权限之的党内代理人，不是实权人物。实权人物是谁，不言而喻。所以，这个邓式垂帘，并不是胡赵前台后台一总主持，而是不主持，半主持。所以，胡赵只能对邓惟命是从。当邓需要取得合法性，需要平反，需要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可以运用胡赵——当他需要独裁，四项原则，镇压屠杀的时候，他需要胡赵之反对面李，姚，陈等。所以，这个“左右共治”，一向以来，就是毛文革时期的再现。如果你弄不清楚何以毛一会周，一会江青，一会四人帮不好，一会邓要复辟......你切割一段毛香肠，说，他鼓励造反时期是好的，反党的，正当的，你就是十足的毛派。因为，造反——正是他侠义和广义不断革命的命根子——他不是体制营造者；邓是体制营造者。要营造他的独特的官僚开放体制。毛不懂此间深意，却也不乏触及，就是他和美国人基辛格尼克松的接触。这个接触，开始了一种所谓后来的开放和资本对于中国的输入——中西资本连襟和（中共）卖国。等等。
在这个层面上，胡赵体制存在说，不确切；不如说，是胡赵反对邓式体制的某种自觉（赵后来看清出）和不自觉的试探和尝试。这个尝试如何估计也不过誉；但是，这个估计一定要恰如其分，不能过于夸大和感性（煽情），以至于将此邓式体制内的所谓可塑性偏面定位。而六四事实，最后说明不存在胡赵新政和胡赵体制，只存在中国继续毛之极权主义统治。而这个统治，没有民主的些微可能性——即便是胡耀邦做出惊人的努力——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其实并无任何可塑性。这个可塑性就像毛周40年代民主论，40年代末共同纲领和联合政，60年代要“推翻党委闹革命”一样，邓式改革呼吁，不过是党之策略和机谋的重演。只是，这个改革本质，出现了和不断革命完全相反的走向；因为政权革命本身，不能针对政权——这是毛邓之大区隔。再推断之，邓成为秩序的坚守者，而要废黜革命；于是，这个革命党，要改革和改变反秩序之文革，之无政府主义，之无产阶级领导，之不断革命，之阶级斗争，等等；继而转化为资本统治和共产党资本化（资本家可以入党就是党员，党阀，党权，党利可以加入资本，衍变成为资本家）。于是，新资本家之国内原始资本积累，和历史前期，西方资本国外殖民地资本原始积累化，势成同果——他们有着加以时日，一切合法之期待——成为世界“和谐”之第一要素。民主不是第一要素，利益是。
政为何物？体制也。无体制之新的政体，政治和政权，不是新政，而是旧政。
从中国历史上各代改革出发，评议改革与制度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得出改革触动、但是不废黜旧政的显赫特征。从商鞅改革算起，到王荆公，张居正，直到光绪，有没有新政？我们说，相对于前者，旧体制、旧政策坚守者，如是也！但是对于制度本身，对于皇权大统和意识形态，并无改变和颠覆之实；也就是说，封建改革，总体不是非皇、弃帝，而是要保存之，改革之——这个特征，在邓式体制里，完全重演；胡赵也许是张居正，但是，居正为中，中乃正统；不是不要这个正统，而是要“更好”一点的正统。于是，问题就会事与愿违，最后回到皇权对于改革的废弃。历史说明，向来不会出现任何改革成功之意外。邓式体制里的胡赵改革，并未脱离这个“周期律”。正面的、人性的、坚守半制度、半民主的改革，在救党、救权以后，一定失败，一定死掉，一定变形，绝无例外。所以，中国改革和农民起义于历史，不是要创新，而是要还旧。即便农民起义证明了一百个正当性，改革，证明了两百个正当性，依然如此。问题何在？问题在于，没有新政，没有新体制，只有旧体制。于是，这样的改革和凯末尔和明治之一步到位，废弃教权大统和藩阀幕府之政，有本质区别，历史区别和革命性区别。
旧政之中，或有机谋，因为旧政之需，而注入某种表面上的煽情、许诺和改革、乃至普世价值，其最终目的，却是要回到一个新/旧起点（而用“新政”遮掩之）。就像邓式新政，对于政治体制而言，无新可塑——但是，其坐天下，资本化和物质化的新政权内容，却是和改革一并挥霍，一并到来。故此，新旧之分，远不是简单肯定一下胡赵，可以区分得清楚的。关键是，其内部外部背景，确实发生了毛时代不可想象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采纳了西方政权中负面的，远不是民主的那些因素：世界全球化（经济的，绝对不是政治的），国际经贸，国别外交，地缘政治，美国和西方之经济危机，等等。在包裹了所有这些并不涵盖西方国内民主因素的这些范畴以后，人们发现，中共可以操作的范围，十分广大。邓式并无这个观察能力，但是，他起码感触了，决策了，拍板了（如下令屠杀六四）。而这个感触，很快得到美国人的回应，斯考克罗夫特很快晋见于之在屠杀刚刚发生不久。
在定义胡赵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必然对于中美六四后时期的往来接触记忆犹新。这个历史阶段，持续了二十年。美国人其实只是从价值表面上加以坚持，而在实质上，则是强调一万次人权和贸易脱钩。
于是，胡赵不可预料的中美联手，是由邓做到，坚持，开花，结果的。
提在国人面前的课题，其实十分简单。美国人只是和掌权者打交道。
而未来民主掌权者的道路何在？这个课题，仍旧被其罔顾于国内外大背景大因素——这是当前民主派未行解释（充分解释）和实行的未知数。
理论上说，一个十分清楚的说明是，你要选择一个民主体制，才是对内对外有效性，可塑性和持续的新政实现。这个选择，就是一次到位，不是半民主、半专制甚至半极权之邓式体制加胡赵改革政策和改革策略，可以解释和解决的，而是要否定之以后，采纳民主模式（加中国特色——不是中共特色）。但是，其知“道”和不知“道”，道路如何走？如何应因中、西难局，又是一问。
但是，这是避免胡赵悲剧的奥卡姆剃刀。
这样选择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因为，中共特色，正在受到国际资本和资方政府的肯定。所以，胡温体制的支撑点，没有撤除，为此民主选择平增巨大难度。但是如果不能，还要民主智慧做何？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呼而就之事！
最后，从国际生态环境和能源分配而言，如果中国印度巴西，成为人均收入（壮工等等）三千、四千美元/月水准，国国美国，据说要有三个地球，可以才可满足其消费总量。这是非常险恶的未来！民主，是不是可以解释和解决之，不知道。资本水流（世界全球化结构）如若没有低端（中国，巴西，印度等等）市场支撑，世界经贸“水平结构”一旦出现，是不是资本运动之死？几乎没有人来说明之。所以，这些问题，更是邓式改革，响应西方资本号召的潜力和潜规则。
胡赵，无此方面的说明。
于是，邓式改革“合法性”，究竟要存在多久？是一个未决问题。
（《自由圣火》）作者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