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天下午，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在北大蔚秀园的家中。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钟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从韶关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是与西单民主墙同一时期的产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禁止在西单墙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〇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二十六个城市有民办刊物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钟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钟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这个讲话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还要好。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不同意，说，你不了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大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伙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是勾引，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钟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〇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判以重刑。这个钟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民刊《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丰台机务段工人）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将王若水的谈话偷偷地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非法组织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钟粤秋来访时，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非但如此，我劝导他们不要成立“全国民刊协会”，应该说是符合“上意”的，当然也不会给予表扬。这一次我没有上钩。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兴起时，邓小平等人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着事态的发展，“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于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进行研究，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〇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中国的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也領略了韓文公的淒惶。

根据条例，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破格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補課中写文章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说不定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于是“郭罗基问题”成了林彪所说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都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以韩天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甦、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大会批、小会挤以外，对于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都给撤了。

按照运动的常规，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的老部下有没有采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上面需要掌握。”

周扬曾找周培源商量“郭罗基问题”，有关方面需要知道商量的结果如何。“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反对聂元梓的一派叫做“井冈山兵团”，我是反聂的号召人物。随着聂元梓的被捕，他们这一派已经垮了，而教师中的“井冈山”势力依旧。有人担心，“井冈山”势力是否会有所动作，当然更担心学生会闹事。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哪有那么多的“郭罗基动态”可汇报，所以除了受命告密以为，还有逼人编造假情报。

（三）

我人还没有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于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于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所以才有党委书记喊“狼来了！”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到南大之前，党委已经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在南秀村25号，住在一座小楼的楼下，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他们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妻子说：“对了，有时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们家来了客人，他们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总是开门探头张望。”

妻子说：“没错，李XX在厨房里老是问我，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翻脸。识破了，没有什么危险，反而有好处。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要让上面知道，可以故意向他们吹风。

周培源到南京作学术报告，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儿周如萍来看我们。李XX问妻子：“他们从哪里来？”答曰:“北京。”还要刨根问底：“那位年纪大的好像蛮有身份的嘛，做什么工作呀？”妻子说：“教授夫人。”没有如实相告。

北京的朋友传来一个口信，邓力群在一个会议上说：“郭罗基人到了南京，北京还有很多人去看他，值得注意。”北京的朋友一下子就断定：“你们家的邻居有问题。”看来，从南大到邓力群有一条热线，消息的来源就是我们的邻居。

妻子又沉不住气了，在厨房里同李XX吵起来，说：“你们还要什么情况？拿笔来，我说，你记下来，向北京汇报。”

毕竟他们不是老练的告密者。被揭穿以后，他们夫妇俩很不好意思。王XX约我“好好谈一次”，表示歉意。他说，决没有向北京汇报，是党委布置的任务，总共汇报过三次。我告诉他，邓力群点了我的名。他说没有想到后果这样严重，真对不起。他还说：“我们家是八代贫农，总认为要听党的话。干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以后不干了。我们决定马上搬家。”

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有一次，在路上遇见王XX，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个布置我们任务的纪委书记得了失语症，这是老天对她的惩罚！叫她一肚子坏水倒不出来。”我说：“这不算好消息。这个惩罚也太残酷了，希望老天能宽恕她。干了不够光明正大的事，只要改正就行了。”

（四）

有一种人最可恶，既不是职业侦探，也不是上面交待了什么任务，而是自觉自愿自主自动地充当告密者。我在北大哲学系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大家都说他是“打小报告专业户”。

平时，无论开什么会，他都忙于作记录；哪怕是党小组会，他也孜孜矻矻记下每个人的发言。大家都不理解他的勤劳。有人说：“你太辛苦了！”有人嘲笑他是“无事忙”。一搞运动，他的小本子成了宝贝，全都派上用场了。

他的床底下装了一箱小本子。必要时他就拖出箱子，翻阅小本子，整成一份一份的材料。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议上讲了什么什么。一看，确实有问题，而发言者本人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讲的了，有口难辩。别人都没有记录，独此一份。因为他存心不良，记的时候就按下钉子了。许多同事都吃过他的苦头。像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更是他的重点对象。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大会，毛泽东作了象征性的检讨。之后，为了消除怨气，笼络人心，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属于甄别平反之列。党委的决定中说：“郭罗基同志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接着，在党内讨论形势，统一思想。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规定“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再加“一不”——不做记录。心想，那位“打小报告专业户”没有用武之地了。通过讨论，要求思想统一到如下一套说辞：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发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是经验不足；等等。我的发言大放厥词：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就应当坚持，现在为什么抛弃了这一套做法？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抛弃了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后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我并没有直截了当否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揭示了逻辑矛盾，结论不言自明。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我说经验不足只是犯错误的条件，不是原因。同样在经验不足的条件下，可以犯错误、也可以不犯错误，可以犯大错误、也可以犯小错误。分析真正的原因，回避了一个“左”字。据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难道就没有左倾的问题？另一位教师孙伯鍨附和我的意见。我们相信了那“三不”再加“一不”，以为讲过就没事了。

北大党委常常指责“哲学系有人反对‘三面红旗’”。不知说的是谁。一九六四年暑期，党委要哲学系整风，指出五个方面的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反对‘三面红旗’”，代表人物为郭罗基、孙伯鍨，根据就是一九六二年在讨论形势时的发言。我们两人被戴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自己还不知道。我刚摘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当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名了。

党委要我检讨。我反过来说党委违反了自己的规定，规定是“三不”，现在为什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共产党就是这样失信于民的，“三不”又成了“引蛇出洞”。而且还有“一不”——不做记录，我问：现在关于我的发言记录是哪里来的？那个“打小报告专业户”挺身而出：“是我会后打电话向党委宣传部汇报的，钟哲明（副部长）作了记录。”他自以为对党立了功，而为哲学系的教师所不齿。

他们要我交待思想，我要他们拿出记录，两下僵持。他们暗中的勾当又不敢见人。我既不交待思想，也不检讨错误。附和我的孙伯鍨作了诚恳的检讨，算是过了关。“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唯我独尊，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党委改组，才风吹帽落。

那个令人痛恨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一箱小本子也作为黑材料被烧了。

（五）

有人认为，受命充当告密者不应追究，罪在制度。如果把具体的人的活动排除了，制度就成为虚无。有人培植告密者，有人充当告密者，这就是一种制度；只有培植者，没有充当者，不成其为制度。即使在恶劣的制度下，个人的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同的个人负有不同的责任。有人不受命也干，有人受命也不干，更不是决定于制度。上述“打小报告专业户”是不受命也干，我还要说一个受命也不干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课阅卷。几十个教师关在一间大屋子里，埋头苦干。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总是坐在我旁边，端茶倒水，非常热情。十天阅卷结束，小李送我回家，对我说：“郭老师，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边的，要我来摸你的底，对周扬的报告是什么态度？”

三月七日，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周扬针对中国的现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发人深省。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带头下，群起而攻之。他们不以批判周扬为满足，而是要围剿一股自由化势力。所以派人来摸我这个“自由化冒尖人物”的底，以便与周扬挂钩。

我说：“对周扬报告的态度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开谈论一下。”

小李说：“不要，不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的言论作什么用。派我来摸你的底，看样子事情挺严重的。”

她还说：“通过十天的相处，从你讨论问题的深度，为人的风度，工作的态度，我看不出你是‘有问题的人’。我的妈妈是老干部。她对我说，你这是当特务，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师，你放心，我决不会做有损于你的事。”

我说：“你怎么向他们汇报呢？”

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应付。不过，他们没有从我这里摸到你的底，还会派别人来，你千万要小心！”

我对她的保护表示感谢。这就是对恶劣的制度不盲从、不合作、不受命的人。后来听说，她在政治系讲课讲了五年，连个讲师都没有评上，想必为正义付出了代价。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又搞了一场批判运动。胡乔木亲自出马，发表文章，胡搅蛮缠。邓小平居然说，要把他的文章“当作教科书”。新华社写了一个稿子，让周扬看过后播发，就算周扬的公开检讨。周扬郁郁寡欢，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

周扬的讲稿是王若水协助起草的。王若水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作补充发言，点了六个人的名：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作为重点对象。虽然没有从我这里摸到底，结果还是把我和周扬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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