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近年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文化现象之一，就是历史兴趣的不断高涨。无论精英还是民众，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例外都对了解中国的过去産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2009年一系列当代历史事件的重大纪念日，包括“五四”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更是把中国的“历史热”推向新的高潮。

刺激中国人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六四后的“改革”，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回到了“解放前”的情景：官僚贪腐，道德沦丧，社会不公，以至于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高等教育，中国大陆的现状还不如国民党时代，人们以为不会再发生的很多现象，比如卖淫和买官卖官，不仅又发生了，而且，其规模之巨大远非过去可比。

历史对所有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玩笑，经历了无数苦难，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之后，中国人并没有得到他们爲之浴血奋斗的社会进步，反而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被这个问题所困惑的，不仅是精英分子，还包括许许多多普通人。正是数量空前的普通人对历史的困惑，推动了中国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众学历史运动”。

一批自觉和不自觉地提升大众历史知识的人，是这场啓蒙运动应运而生的英雄。这些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可能远远超过掌握著当前政治话语权的精英。我认爲，这批“当代英雄”中有两个比较优秀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易中天，一个是用“当年明月”的笔名写《明朝那些事》的石悦。这两位年龄和阅历大不相同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现代大众传媒，用诚实的态度和诙谐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中国历史的真实逻辑告诉普通民众。他们不仅颠覆了中国历代官方一再扭曲的“正史”，也把中国“野史”的水平，提升到新的水平，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言说，著现代文明的价值和精神。

很明显，易中天和当年明月们的故事新编，不仅是对官方史学和历史教材的文化反叛，也是对中共政权的政治暗讽。因为他们告诉民众，尤其是告诉青年一代，千年前的帝王将相和当今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在人性方面并无不同，不要把任何政治人物神圣化，神秘化。

中共的当权者当然明白这种文化反叛的政治含意，因此不允许易中天们把历史去魅化的范围延伸到中共党史。但是，随著国共两党关系的缓和，更多历史的禁区正在被打破，加上海外华人的研究成果不断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国大陆新一代知识分子，越来越看到了中国现代史的全貌。

即便如此，中国人能不能从历史的困惑中觉悟过来，避免再一次被历史捉弄，再一次陷入大劫大难，依然是一个不容乐观的问题。

90年前的中国，在物质和器物的层面，当然不能和今天的中国相比，但当时中国当权者在政治上的宽容程度，大学学者的人格和思想之独立，青年人精神之奋发，都不是今天可以比较的。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学子，如果看到此次胡锦涛5月3日到中国农大时师生“迎驾”之恭顺与乖巧，一定会不以为然。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恰恰是90年前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对后来中国的大灾大难负有相当的历史责任。所以，今天有不少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而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引中国未来发展之道。

我承认文化激进主义确要对上个世纪的大灾难承担一定责任，但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主张仍不明了。文化激进主义不对，文化保守主义就能成功吗？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令人不安。

联系中国今天的现实，这个政权控制了史无前例的资源，形成了空前庞大的官僚阶级，却不能为大多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多名幼女，宁夏奸商收买多名法官共同欺诈，这些骇人听闻的弊案不绝于耳，说明这个政权正在丧失治理能力。那么，此时提倡文化保守主义究竟意味著什麽呢？会不会有一天，中国人再次陷入历史的困惑，该抗争的时候却没有人起来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