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

·尹进·


　　没有小人物就不会有名人，有名人才会显出小人物。参加八九民运的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进牢房的有十二万人。而名人是有数的几个人，大多数的都是无名小卒。因为他们当初本没有想成为名人，或者说只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使他们卷入这场洪流之中。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重视名人，而并不注意小人物。因为小人物的影响和价值无法和名人相比。

　　一个负责处理到台湾寻求政治避护的官员就坦诚说过：我们认为的民运人士就是柴玲、吾尔开希，别人都够不上。

　　一个民运刊物发消息，大标题加花边报导某民运名人在狱中被打，下边小标题没花边报导某民运小人物惨死狱中。

　　这就是名人与小人物在常人眼中的位置。

　　我在大赦国际的一次会上说：我真诚地希望你们今后能更多的关心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因为你们的一句话一封信可能就改变他们的整个命运。

　　为了曾和我同命运的小人物，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凡人小事：

◆　小县城里的大新闻

　　他叫任建民，是山西省保德县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里从事个体运输业发家致富，他有机会自费上了太原工业大学。“六·四”大屠杀后，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偶然碰到因受通缉，正在逃亡的他的一个老师，小任毫不犹豫地把老师带到自己哥哥的家，保德县城，一处僻静的院落。他告诉老师哪里也不要去，这个院子不会有人来，非常保险。

　　回到学校后，电视上已公开通缉他的老师，小任写信告诉老师省城的情况，并一再嘱咐，哪里也不要去。可他的老师不听劝阻，跑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抗议，那时早已人人自危，竟然还有人敢找上门来，北京市公安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人后通知山西省公安厅，一听还是个通缉犯，如获至宝。

　　老师被押回山西后，关押在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至今也没弄清，究竟是谁暴露了小任一家。

　　小任的哥哥和父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抓获，在抄家时发现了小任给他老师的那封信，小任当即被逮捕。在交了六千块钱罚款后，老父亲被放了，但小任的哥哥被押到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一关就是六个月。保德县是个很小的县，最著名的出过一个叫马玉涛的歌唱家，这么一折腾，小任一家竟成了全县著名的包庇“反革命”的——“名人”。直到１９９０年７月，小任被关押一年后，以包庇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才被释放。

　　在八九民运之初，山西各个高校校长都表过态，只要在任一天绝不从自己手中开除任何一个学生，基于这种情况，小任没有因此被开除，只是耽误了一年的课不得不蹲了班。

　　这件事情对这位老师的打击是最大的，可他又是百口难辩。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这位老师的妈妈收到山西监狱当局的一个通知，说这位老师因患精神病绝食而死。

　　可小任一家会原谅这位老师么？而这位老师自己能原谅自己么？

　　可老师为了谁？小任一家又为了谁？

◆　一句口号，两年囚

　　她叫孙丽艳，刚刚十八岁，是太原市煤气化公司幼儿园的临时老师，那天太原电视台播出一条消息，说她领人在山西省委门前呼喊反动口号被当场抓获。她是山西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被抓获的“坏人”。从电视上能听到的反动口号只有一句话：“邓小平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报导这条新闻的记者是我的朋友，我打电话对他说：你吃错药了！

　　我给《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和当局交涉一下，把孙丽艳给放了，因为这句反动口号早已被学生们喊破天啦，怎么放在这个小姑娘身上便成了反动口号？他也深表同感，说山西鬼子尽胡来。可惜，孙丽艳没被放，随后我也被抓进去了。我们竟然成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政治犯对太原公安局看守所的戏称）。

　　孙丽艳说什么也没用，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劳动教养两年。

　　我被转到劳教农场后，一个小痞子神彩飞扬地给我讲诉了当时的情况。那天，在山西省委门前观看学生游行，马路对面有人领着喊口号，有人提议这面找一个人领着喊。小痞子和他的同伙们就推举孙丽艳领着喊，孙丽艳不喊，小痞子们就借此在他身上乱摸乱抓占便宜，她没办法只好告饶：你们别碰我，我喊。

　　刚喊了一句，便被摄入镜头。

　　于是她就跨入了“动乱分子”的行列。

　　出狱后，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

◆　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为证

　　他叫高旭，是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他是山西大学声援团的小头目。“六·四”之夜撤离天安门广场后，有个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被戒严部队抓获。他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他们成了“人民子弟兵”泄愤的靶子。

　　之后，又把他们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用水浇醒。次日又转到秦城。在北京以反革命暴乱收审三个月后，山西省公安厅把高旭押回山西。山西公安厅又接着审，“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一日，他疼得忍不住向看守要药，但看守所值班的大夫不知道跑到何处去了，而看守嫌他喊的麻烦，罚他头顶墙，他不服从，看守就用木板凳打他。我当时看不忿和看守吵起来。看守姓陈，我为他起个外号叫陈大郎，传说文革时因押送一个政治犯，在火车上被政治犯灌醉，政治犯脱逃，而他被送到劳改队下了五年煤窑。从此，他最恨政治犯。

　　我问他：“你凭什么打人？”

　　他回答：“他一个劲喊报告。”

　　“你们监规规定有事喊报告，他有什么错？”

　　“他喊上没完。”

　　“他在北京被打坏，这看守所谁不知道，他头疼忍不住，为什么不能喊？”

　　“你别闹事啊！小心给你戴铐子。”

　　“你知道我的脚镣你们是怎么求我卸的么？戴可以，但你别再求我卸……”

　　僵持到最后，他怕激怒所有政治犯，叫来了所长，交涉结果决定给高旭去看病。

　　不几天，高旭被释放了。

　　到毕业分配时，学校说高旭犯过了错误，一定要把他分配回他的原籍山西省襄汾县。高旭是学计算机的，回到县里就得改行，岂不是白学。他找山西省“双清办”的人谈，你们没有判我，就是无罪；你们不否认反腐败要民主是错的，我就没错。

　　最后，他还是被留在了省城三益计算机公司。

　　不久《山西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象高旭这样犯过错误的大学生，党仍没抛弃他，把他分配到重要岗位。

　　高旭看后哭笑不得的说：“我没差点死在人民大会堂那根大柱子上，还，党没抛弃我？！”

　　这只是我摘取的几个８９民运小人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

　　他叫李福发，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因为发动工人声援学生被判处７年有期徒刑；

　　他叫秦怀庆，是个农民，因为写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

　　他叫李树平，是太原钢铁公司的经济警察，因为张贴揭露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传单，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叫刘贵平，山西省大宁县一中的老师，因为对“六·四”大屠杀不满，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司法厅有一个干部给山西大学高自联捐了两千块钱，被开除公职；

　　太原运输四公司一个工人因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关押６个月；

　　冶金部第１３建设公司一个干部基于义愤，在报纸的李鹏头上写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半年；

　　太原师专的校长因为请一个“六·四”见证人在学校介绍“六·四”屠杀情况被撤职；

　　山西财经学院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断了腿；

　　山西省大宁县党史办副主任，因反对镇压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社科院和山西人民出版社数名党员被开除、被处份；

　　……

　　不会有人为他们讴歌，因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参加八九民运他们基于良知，没有想得到什么。今天由于参加八九民运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全在默默地忍受，而且无怨无悔或者有怨无悔。

　　朋友，当我们面对这些无名凡人，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想一想那些为了一张绿卡不择手段的人们，

　　想一想马悲鸣为了私利不惜玷污“六·四”鲜血的人们，

　　我们更应该景仰他们——无名的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