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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子：育女记——给母亲节的礼物
周素子
生儿育女是圣人也难免。只要是孕妇、产妇，人们都会比平时更关怀她，但是我却很坎坷，我没能享受到孕妇、产妇该有的待遇，然我没有怨恨，我只有遗憾。
我育有三个女儿，没有了当奶奶的福，只有做外婆的份，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什么是外婆”？是吃剩饭，烧饭洗衣，事实证明，一点没有错，但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的女儿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生活困苦。她们的父母都是右派，因此她们的命运都带有“原罪”，注定是来受苦受辱的。
大女儿生于一九五九年底，为祝愿人们能善待她，给她起名“幼吾”，采用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人们不但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
一九五七年是我人生自出生以来遭受到最大最残酷的变化。我从单纯的青年学生成了政治牺牲品，打入了敌人之列。我从无邪的天之骄子，成为受歧视的阶下囚，从此时时陷于强劳力，受污辱的戴罪之境。我从惊讶这些变化，到习惯这些变化，并在变化中寻求生存之道，我渐渐坚强。
一九五八年底，我在经历了在学校打扫厕所，放鸭养猪。并到林场垦荒植林，种姜种红薯，又回校参与大炼钢铁等等强劳力惩罚之后，学校对我辈有了暂时的松懈—允许我们回家过年。此时我的父母，因为成份地主，父亲又在国民党内任过要职，即使年过六十，也在下乡务农之列。父母亲被下放在杭州郊区钱塘江边江沙冲积地，名为新沙的地方劳动。那日我沿著江堤寻访他们，据说附近梵村是宋周邦彦的故里，虽江上白帆点点海鸥飞翔，但是父母亲流落在此生计困难，景色纵好又有何益？若干年后我曾和米哥旧地重游，陪他来写生水牛，这和五八年的感受真是天壤之别！和父母小聚后，拜别他俩，我到河北大平原的白洋淀畔，药材之乡，安国看望劳动中的陈朗，我们都处在右派处置的等待中，我第一次深入北方农村，那时的贫穷、荒凉令人震撼，时在冬春荒欠之时，公社食堂吃的是带砂的薯干窝头，清水烧干菜汤，其他一无所有。
光秃的枣树林，干涸的沟渠，我们所居的土屋也是泥墙冷坑冷灶。但是公社发动农夫农妇写诗，墙上刷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诗句”，陈朗的任务是在粉墙上为这些诗配图。人们生活在虚妄的谎言中。在安国贾村，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我在山东德州转道往石家庄的火车上，结识了一户农民，祖孙三代都从德州探亲回安国，彼此留下了地址。我在贾村期间获得了他家的邀请。他家在安国城郊，小小的四合院整齐清洁的庭院，那一顿便餐我一生难忘，居然有白面馍馍，菜肉丰盛，比之漂母的一饭丰富多了，可是我没能报答，后来生活情况每况愈下，我连问候都没能做到。一九五九年冬，陈朗已从安国农村转往关外的桑干河上文联劳动基地，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我将回到新沙父母身边，生育大女儿。
“新沙”顾名思议，是钱塘江边不远年代冲积成的陆地，这里没有家学渊源的旧家，没有深宅大院甚至没有百年老树，加上日寇曾经蹂躏，这里一律茅屋村舍，父母亲寄居在郑姓农家，他家腾出一间茅舍供父母安家，我上次来时即与父母同住在郑家。郑家有一男二女，小妹玉英尚在读初中，大哥已有子女另门别过。长女玉琴嫁杭州，在纺织厂做女工，家住孩儿巷，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住的是泥地青盖瓦的平房小屋。姐妹俩都很善待我。
我此番回杭，父母亲的境况有了些变化，他们向郑家购买了一间羊舍，位于村口池塘边，去袁家浦的路边。茅草顶，竹篱墙，但算是另立门户了，门口尚有空地，母亲开垦了一半用来种菜种玉米，尚有一小半供夏日乘凉吃饭场地，没有邻居，有些离群索居算是自由天地了，承玉琴相邀我去杭城的妇女保健院生产，产后几天住在她家的小屋中，过几天即回新沙养息，我在预产期相近时到了玉琴家，她这间小屋只铺设一张大床，此时二姐从乡下劳动所在地来陪伴我，准备照顾我产后的生活，母亲则在乡间静候。二哥昌谷在美院任教，居南山路韶华巷，父母的生活靠他的微薄工资养活，所以刻意照顾他，不让家中那么多右派、反革命、地主份子干扰他。其实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运动来了该挨整的还是挨整，但那时不敢去韶华巷二哥家，只能挤在孩儿巷玉琴的寒冷的土房里。我在傍晚一人进的妇女医院，至凌晨六时许孩子出生，折腾了一夜，非常艰难。“生子才知报娘恩”。在一夜的
磨难中，我想到了天下的母亲所经历的痛苦。回到玉琴寒冷的土房里，既在严冬，又没有经验，遂使孩子在两天里即经历了肺炎、高烧、抽搐、痉挛，又急著送回医院。孩子病危，不能吃奶，我得了奶痈。即使如此，出院后，还有吃不完的奶水，每日还要挤出两杯给二哥的同学补身用。
当二哥得知我的情况后，将我接到了韶华巷，与二姐一起渡过了满月。在六○年春节前，我们去了北京，陈朗亦从怀来回来，一家三口过了短暂的日子。早在一九五六年，陈朗在剧协分到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在朝阳门外芳草地。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是我们后来二三十年间唯一拥有过的家。陈朗很快返回怀来，我和大幼生活在这芳草地五号十院，这间原先的小书房中，书架和书架之间牵上绳子挂满了尿布。取暖的煤炉，变成煮饭的锅灶，养花的古瓷盘，用来栽葱。算是安顿了一个童话似的家。我们的未来尚不可知，但也有几件赏心乐事的事情；那时北京的户口极难报上。可是，我和大幼报上了。我持的是福州福建师院学生迁出证，大幼是杭州妇女保健院的出生证，初春和陈朗一起到神路街派出所报户口，两位年轻的女民警值班，并没多问就报上了，值班员的态度相当和善，神路街派出所在我印象里是一所好派出所。在我居住北京直到离去迁兰州，其间没有一次来询查，来审问过，这和我后来在兰州的生活遭际相去太远了。那日报上户口，回到芳草地，邻居们听了非常奇怪，以为不可信，因为同院的电影明星李大德父母是从上海郊区迁来的，经各方努力报了一年户口还没报上。我们真太幸运了。但是后来右派处理陈朗离京赴甘肃，我和大幼原可以不同行，能留在北京，可是我又轻易放弃了北京户口，与陈朗同行，“西出阳关”。不过，其后文革期间，留在北京又是什么情况，又谁能逆料？
还有一件愉快的事是袁二姐来访，在我们将赴兰州，袁敏宣二姐夤夜造访，她在胡忌的带领下，出朝阳门，那时芳草地一带还甚为荒凉，她穿过瓦砾满地的乡间荒地，来到我们的小平房，我们煮螃蟹招待，时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困难年之际，竟然在京尚有螃蟹出售，实为难能可贵。她还到床上看望了熟睡在里壁的大幼。这也是我们与袁二姐的最后一面，文革中袁二姐死于非命。
还有一件小事，但记忆深刻，陈朗一度自怀来调回，在京郊文联劳动基地放羊和赶驴车，一周内到王府井大街文联食堂拉装下脚泔水以供喂猪，装泔水等驴车须在清晨四、五时前离城，因此陈朗要在头天晚上赶了空驴车进城，在食堂装车完毕后回家耽搁大半夜，于次日清晨赶车出城。是冬夜，北方寒冷，陈朗戴棉帽穿棉大衣臃肿笨重。出阜城门之后，“优哉悠哉”地坐在驴车上抽烟，烟灰落在棉衣上著火冒烟，他竟浑然不觉，路人惊异的目光竟也未提醒他，直到皮肤灼热才知道，好在天寒地冻未酿成灾难。
一九六○年深秋，右派最终处理，陈朗发配西北兰州，我决定相随出关，同甘共苦。我们整顿行装处理家俱，分赠古董，可是书籍舍不得舍弃，减了又减，尚留有七箱运往兰州。兰州物资短缺，与首都北京情况大异，百姓的副食供应等于零，即使是每月二十四斤粮食定量，也大多是代用品、杂粮，至于婴儿的营养品，有钱也没处买，何况我们无钱。陈朗曾在省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抢了。陈朗本来体弱，经不了几个月的折磨，他即患水肿，卧床了。
那时的兰州，虽已不是毛驴驮车卖水时代，但还是数条街只一个水笼头，用水票购水，还是定时的，我在兰州十年，挑了十年的水，那是后话。兰州天寒，大量用煤，但是不像北京是送货上门，要自己挑回，一冬成吨的煤，我是一人挑回，我年富力强，不以为苦。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全是自己带领，自己喂奶，上街买菜，一手抱孩子，一手提篮，两边衣角各牵扯一个孩子，我不知愁苦，我所愁苦的是无情的政治运动，抄家批斗。
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将生育二幼，考虑到兰州物资匮乏，大幼体弱无人替手，与母亲商量决定回杭郊分娩，得能照应。此时父母亲仍在钱塘江边新沙村务农。
我怀抱大幼，长途跋涉，劳顿数日方至。此时新沙的羊舍里，有父母双亲，二姐去外地变相为人帮佣谋生去了，此外还有二个孩子，是大哥的女儿小枚，二姐的儿子小鲁，二者不是无母，就是无父的孤儿。父亲有了职务， 是村中财舍管理员，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一个反革命地主份子，当了村里最重要的生命所系，财舍管理。财舍是一所硕大的茅屋（新沙几乎全部是茅屋，房屋焚于日占时期，至此无力再造）。全村所有的谷米豆麦均集中于此，由专人守护，如村民借粮须村长审批，村民持批示由管理员秤付。因为村中已经过多次更换，最后认定，唯父亲一人称此责，虽身为地主，也不能计较了。父亲在家中吃过夜饭，就去睡在财舍，六旬老人还担任了如此的重任。这里要插一段话，我辜负过父亲的信任，我平生对父亲就做了这件对不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极愧疚。此番在新沙，父亲曾经因病卧床，其间一位农民来借粮食，父亲环顾室内诸人，觉得我堪可信托，他将财舍钥匙交给我，带那位农民去财舍为他秤粮，一般不会超过十斤。我去财舍， 侄女小枚跟随著去。当我秤粮完毕，农民离去，将锁门时，侄女小枚随手向装蚕豆的大缸内抓了两把装入衣兜内，大约一二十颗，我没有阻止她。偷豆回来泡入大碗内，待其胀大后蒸吃。几天后，父亲起床在灶台上见了泡著的豆，心中明白，蒸吃时他没有吃，但他没有明说。我相信他对我失望，心中一定不好受。在那个时候的农村，粮食的欠缺，没有几家能吃饱饭的。孩子见了粮食似饿狼扑食，我竟不阻拦，我亦未责怪小枚，但我不能原谅自己。我没有小题大作，我背叛信任我的父亲使他伤心，也知道为什么全村农民会将财舍托付给他。
本来我和母亲合计，到接近临产期时，我独自进城到医院分娩，现距预产期尚有二十多天，为时尚早，故仍在新沙居住，帮助母亲家务。五月十七日艳阳高照，是好日子，村中有多家婚娶，敲锣打鼓的。我在门口空地上用竹片编制鸡笼，竟有一乘小花轿仪仗，从我草舍旁小路经过。
乡人早睡，半夜里被狂风骤雨惊醒。江边风大，感觉到草舍被风摇撼即将吹去。此时我竟感腹痛，可能是近日劳累要提前分娩了。我即叫醒母亲，见到这种天气，又是半夜，母亲不免惊慌。我指挥母亲，请她把大床上的被褥搬掉，放下帐子，让我到她床上分娩。母亲也知道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之夜，不可能有人来相帮，何况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在村间生育，没有与乡间的卫生人员有过联络，即使联络了，这样的半夜路滑如何请得到跟前，最近的村子，也有几里路啊！新沙村路，属粘土，雨后极滑，须穿草鞋才能行走。恰巧那夜父亲未到财舍去睡，母亲让他烧开水，可能是天雨火柴受潮，反正他划掉半盒火柴也没点著火。两位老人都慌了神，三个孩子也惊醒了。为了孩子和老人，不使他们惊慌，我独自在母亲大床的帐子里，坚忍疼痛，自始至终没有呻吟一声，叹息一声，就这样我生下了二幼。听到孩子的哭声，母亲才撩起帐子，她把剪刀在父亲烧开的滚水里浸了一浸算是消毒，她亲自为孩子剪了脐带，脐带很长，剪在胎盘一端，然后盘结成饼状，压在孩子的小肚上。当时我就想，这么长，这么盘旋不会得脐带风了。我和母亲在一起总是特别安心，她的见识，她的聪慧，她的胆略，总是无往不胜，在她面前没有难关，总能逢凶化吉。父亲此时也松了一口气。他感叹的说：“真顺利啊，真快啊，比我方便还快捷！”父亲原来患有便秘症，是个医不好的痼疾，下放后，缺粮断炊的，后来跟从乡人吃草代粮（新沙有十二种草可以代粮，我都吃过，还都认识），不料从此竟解除了便秘，所以父亲说，食草不是坏事。
孩子出生时，我看了母亲床头的闹钟，正指一时四十分，是丑时，应该是次日凌晨了，十八日了。母亲煮了面疙瘩慰劳全家，我也吃了一碗。天已放晴，母亲拿了锄头把孩子的胎盘埋在了池塘边的桃树脚下，地方清净又可肥了桃树。过了许多天，盘在孩子小肚上的脐带“瓜熟蒂落”，母亲把它高高的塞在草舍顶部干燥通风处，以此来厚待自己的孩子。母亲说早早的埋了胎盘免得有人来讨去作补品吃。
那时称大幼为“幼幼”，就直呼妹妹为“二幼”了。生了二幼，过了三天没有下奶，牛吃草有奶，人则不然，现是营养欠缺吧！母亲拿了一个小酒盅，满村讨奶，走了一圈也只要到一口奶，没有奶嘴用棉花醮著喂二幼。第三天起，二幼就开始吃米汤、粥糊，甚至菜末了。
满月那天，我就外出干重活了，那天家中没有米了，我们挑稻谷到离村十几里路的良户村去辗米。我们既缺劳动力，又无工具，所分配的早稻谷是母亲以床单代替篾垫晒干的，现在要辗成米，农民可用石臼椿米，我们没有力气，只能挑十几里路去辗米。在辗米厂若放弃收回米糠，就不用付工钱。那日出门我一个刚满月的产妇挑八十斤稻谷，老父亲背一口袋四十斤，侄女小枚十三岁背二十斤。一行妇幼老残，早晨吃点菜糊糊赶早出门，来回二、三十里路，百多斤稻谷，走了一天，回到家天已黑了。刚满月的二幼，很乖的，也吃菜糊糊。母亲说，她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到床上一看，没有了孩子，点了煤油灯（我家草舍没有电灯），从床下找，也找不到。六月中旬，天已热了，竹片床上并不放被褥，空空的，一目了然的，刚满月的孩子能跑到那里去？发动全家人还真找到了，原来就在床里边草席之下，被帐子裹住，吊挂在那里，上面盖著席子，故床上床下都不见，到那里去找？母亲说真神了，一个满月的孩子，怎么能移动到床里壁去？孩子的食量真大，吃饭时要两个人喂，一人抱著，一人送食进嘴，就和抢食一样，还边抢边哭，越快越好，她就吞食。吃的是自磨的米粉掺些红薯南瓜蔬菜。奶水极少，只能当点心吃。所以十个月后，我不再喂她吃奶，就自然断奶了，故彼此没有一点断奶的苦恼。
江边风大，有一次台风来时，茅舍差点被风刮去，母亲让我带著孩子们避到郑家大伯家，他家是瓦屋，在那个村中称大屋，唯一的。母亲和小枚在草舍中以身顶门框，就这么硬顶著，我几次冒风去见母亲，让她放弃，因为我不相信以几个人的力量能顶住狂风。但母亲说一定要顶住的，我们不能没有这草屋，结果风过了草舍安然无恙。
那日到良户村换米，中饭也没有得吃，我们走在田间小路上，夏初蚕豆、碗豆都熟了，小枚几次跳入地里摘生豆吃，经过一家竹林时，她还偷偷板了一枚竹笋带回家。
生育了二幼，不但吃不上肉食油荤，且吃不饱饭，粮食中掺合了多种草类，自然没有奶水，与生大幼时奶水胀得挤下赠人，真是天壤之别。老人说孩子的奶粮是自己带来的，极有哲理性。父亲曾于凌晨坐轮渡过钱塘江，赶萧山县闻家堰的集市。新沙与闻家堰仅一江之隔，之后我养的兔子生了六只小兔，我与小枚渡江到闻家堰赶集卖兔，赚了块把钱的油盐资，那是后话。父亲那天在集上买了一条老秤十二两重的草鱼归来，让母亲数落了一顿。老法是忌讳产妇食腥臊之物的，草鱼廉价但具腥味。到接近满月时才买到一只小母鸡，这是整个月子里所最珍贵者，且是唯一的。母亲褪毛洗净后，挂在草舍前檐下，不料被饿猫叼去，坚强、乐观的母亲此时竟伤心哭了一场。
那时公家的市场萧条，副食、日用品均凭票，农民是没有票证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不能养畜，也不能多养鸡鸭。我家草舍逼仄，人也住不下，遑论家畜。记得当时的二斤红糖，也是陈朗从甘肃寄回的。“文革”前夕，我又生育了三幼，正不是时候，时在兰州，陈朗患肝、肺病，经常住院，似乎没有痊愈的希望。大幼营养不良，体弱不良于行。在我怀孕期间，二幼又得了小儿麻痹症，几乎丧了小命。救得性命，但是半身手足麻痹，若治愈不好将终生残疾。在怀三幼初期，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不能让她来跟我们受苦，于是我服打胎药，从高处跳下，洗衣时将搓板顶在小肚子上。但任怎么折腾，腹中孩子却纹丝不动，注定的要成为家中一员和我们共历苦难。人们又说，服打胎药过重的孩子生下来会得残疾或智障，因此在三幼出生前，我一直战战兢兢，生怕生个有残疾、智障的孩子。所以在孩子出生时，我急问医生，孩子的手足皮肤正常吗？后来三幼长成，皮肤特别红润细嫩，任凭毒日头也晒不坏，家里并没有这样的遗传因子，我倒怀疑是否是药物的作用了。
每次分娩孩子，都太连累母亲，此时父亲已去世，母亲亦在政策放宽下告别新沙，返回城内韶华巷二哥的家中，但毕竟不是她自己的家，我准备克服困难，留在兰州生育。最后与母亲的商量结果，仍让我回杭生育。但在母亲邻近租了一间房子，待平安分娩满月后，迁到二姐家里。这时的二姐已到了龙坞西湖茶场，已与农民吴振法结婚，搬到了天平山下原先的二间猪舍里，虽茅顶、泥地，但也是她的家，足可安身。方案已定，我带著大幼、二幼及两个大包袱，拖著几乎足月的身子，告别陈朗，返回杭州。
那时的这条铁路并非直达，需在西安、上海两地转车，西安转车时需过天桥，我身背包袱，左右各挽一个孩子，比起当年的秦香莲有不同的苦处，千辛万苦到了杭州，母亲告知租屋的房东因故不出租了。二哥赴西双版纳写生未归，二嫂明显的不欢迎，她向二哥工作的浙江美院告状，美院当时的国画系主任刘苇（倪贻德太太）找我母亲谈话，要我母亲管好昌谷先生，至于女儿，已嫁出去了，从兰州来让她回兰州去生孩子吧，那有来麻烦哥哥和母亲的。刘苇自己前些时在东北的女儿亦来杭州分娩，我母亲是知道的，不也是嫁出去的女儿吗？母亲感到大伤自尊心，难道我的女儿就没有您的女儿珍贵？这种家事也用得著美院领导来解决？后来陈朗知道了这事，对刘苇这一做法也很有看法，这算是那门关心啊！说来倪贻德先生还是陈朗的受业师呢！至于我对母亲的感恩、负疚是永远的，我生育三个孩子全赖慈恩。尤其是生三幼后，母亲说我过去没条件将息，这一次要补偿，她为我顾了个洗尿布的妇女，亲自为我下厨做滋补好吃的饭菜。可叹的是这次满月后，我的体重增加了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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