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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习储君访问拉美，一边与委内瑞拉独裁者查维斯翩翩起舞，一边在墨西哥发飙斥责“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居然敢对党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当年，胡储君尚未登基之时，在江泽民的监视之下如履薄冰，当了八年的小媳妇，这才躲过被罢黜的命运；如今，习储君刚刚当上中南海的实习生，便少年轻狂，豪言壮志，走的是与胡迥然不同的路子。他的强硬作风立即赢得了大陆愤青的追捧和爱戴。一时间，大陆的网络上出现了成千上万“挺习”的帖子。习副主席不愿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要向“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发起挑战，此种大勇，自从宣称不怕美国的原子弹、中国人死一半也算不了什么的毛主席去世之后，已经不多见了。
习储君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样的言语是“政治正确”，不像温总那样在外边为了讨好外国人承认“普世价值”，结果回国之后遭到左派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中国已今非昔比，作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有意思的是，在习储君的眼中，曾经无比正确的“革命”，居然与饥饿、贫困和折腾并列，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变成了一个送不出手的礼物。既然以胡锦涛的智囊自居的俞可平也撰文宣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与之相对应，革命便是个“坏东西”了。坏东西，如同沙士，如同毒奶粉，当然不能肆意输出，因为中共如今要“负责任”了——不是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任，而是对洋人负责任。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革命”、被“折腾”，忍受饥饿和贫困，被枪子打、被坦克碾，住豆腐渣校舍、喝有毒奶粉，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美德呢。但是中共的这一系列德政，对外国朋友还是免了吧，现在我们承诺不折腾你们了，大家彼此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就不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鼓噪了吧。
习储君不喜欢革命、否定革命，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从其家族渊源来看，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便是革命的牺牲品。曾经贵为副总理的习仲勋，因为隶属西北地区的干部系统，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便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成为最早失势的人之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刘志丹》，居然让他陷入了灭顶之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号文字狱（第一号文字狱是胡风案）的主角。而习近平也沦为“黑五类”子女长达十六年之久。
刘志丹是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他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康生提出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习仲勋二十一岁便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十四岁参加革命，“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给中央提交了《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一九六七年，贾拓夫被迫害至死。“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一九六八年一月，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关了五年，习仲勋关了八年。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十年牢。后来，《刘志丹》小说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又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将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株连了几百名高级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一九六二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连习仲勋吃过八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五十多户。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九十年代以来，何家栋痛定思痛，反省革命的残暴与中共的独裁，与李慎之一样成为在思想上走得最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其根据是小说中的这样一个情节：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专案组以“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等词句，硬说作者把陕甘写成了与井冈山分庭抗礼，甚至高于井冈山。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毛泽东以一部无关紧要的小说兴起大狱，是因为他内心的阴暗与嫉妒。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是衣衫褴褛的“客军”的身份，而刘志丹及当地军政干部是衣食饱足的“主人”的身份。刚开始，毛泽东不得不对刘志丹施恩笼络，然后才是夺取实权、树立权威。刘志丹之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说是死于毛的暗算。所以，在毛的内心深处，刘志丹一直是一块心病，而习仲勋等人是刘志丹的部下，自然不能信任和重用。即便是使用“利用小说反党”这个可笑的理由，也要将习仲勋等人除掉。
而受尽折磨的习仲勋，在狱中痛定思痛，成为中共元老中少有的开明派与改革派。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改革派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是最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地方大员。他放言“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并大胆向华国锋和邓小平“要权”——“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甚至语出惊人地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拿到政策之后，习仲勋在广东率先设立特区，启动经济改革，使得广东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今广东的GDP仍然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后来，习仲勋到中央工作，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要职，积极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不仅支持经济改革，也支持政治改革。在胡耀邦遭到罢免的时候，他是惟一一个站出来为胡辩护的高级干部，他批评元老们的做法不符合党章之规定。“六四”开枪镇压，已经退休的习仲勋也不予支持。八九之后，他很少公开露面，直至二零零二年郁郁而终。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当年工作无论怎么繁忙，也要亲自陪四个孩子玩耍并教育孩子。父亲的言传身教，不知对习近平有多大的感染？革命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它让习仲勋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让习近平沦为贱民长达十六年之久。如果习储君从之际的切肤之痛出发，真的“告别革命”，那么中国的老百姓便有福了，而徐泽荣也应当被释放了。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二零零零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两年后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其罪证居然是向韩国学者提供一本五十年前韩战的“内部资料”。知情人士透露，徐之被判处重刑，乃是因为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七十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也就是习储君所否定的那段不堪回首的“输出革命”的历史。作为历史学者，研究那段历史，让历史为今天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何会遭致如此重刑呢？
当年，牛津大学以及欧美三百多位知名人士的抗议信，亦未能让徐泽荣获得自由。今天，既然习储君公开否定了中共昔日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的“输出革命”的目标、承认因为“输出革命”而给若干亚非拉国家的人民带去的深重苦难，那么与习储君一样致力于解构“输出革命”的历史的学者徐泽荣就应当获得平反昭雪，甚至得到国家学术基金的赞助与支持。然而，徐泽荣仍然在狱中苦苦煎熬，他的案情没有任何转机。为什么中共可以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放弃输出革命的传统，另一方面却仍然要在国内胡乱折腾呢？徐泽荣不就是瞎折腾的牺牲品吗？而且，徐泽荣还不是惟一的牺牲品。就在胡锦涛承诺不折腾、习近平在出访途中遥遥呼应的同时，中共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封锁网络、抓捕异见人士的倒行逆施。《零八宪章》与习近平“告别革命”的心愿不谋而合，也是呼吁中共早日由革命党转型为竞选党——至于是否继续拥有“执政党”的地位，那得通过竞选，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零八宪章》本来是中国的民间社会抛给中共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想到中共一看到《零八宪章》，折腾的本能又暴露无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你们还能折腾到几时呢？习仲勋、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何家栋们忧郁的眸子从彼岸注视着你们，你们敢于与他们对视吗？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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