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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一）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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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捩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爲“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 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 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 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二）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 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 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 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 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样，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 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但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 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 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 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 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三）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 “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 “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 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 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 “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年， 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 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实践 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辞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 “松绑、放权、让利、搞活” 等一组辞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 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 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 - 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四）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爲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 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 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学生林昭同样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年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五）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了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爲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 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 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 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 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 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 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 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 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 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 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爲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 “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 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 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産 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鲍彤：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 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 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一言
“1989年 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爲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 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麽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 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 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 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爲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 无産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 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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