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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2009年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在“领导人与革命家”这个选栏中，中国有两人上榜。
《时代》周刊近年一直进行这种所谓的“评选”，但这不是来自全球选票，也不是公开的专家评定，而是这家刊物自己的闭门造车，硬生生地给自己制造一个“权威”。在这家刊物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要用这种自己加冕的权力，增加刊物的影响力。但他们从不列出，“影响力”的指标都有哪些？正因为没有指标，所以就有他们为所欲为、滥施“权力”的余地。但其荒唐性，则越来越明显。仅从这次入选的两名“中共高官”，就能让人看到这一点。
这两名入选者，一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另一位是副总理王岐山。《时代》周刊说这两个中共官员具“全球影响”，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不仅荒唐，简直是自我作践。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太子党”成员。他父亲习仲勋是跟毛泽东打江山、建立暴政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被毛夸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当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权倾一时。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儿子习近平有广泛的官场人脉关系，以此进入仕途，先是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做秘书，然后到下面当县长，不久升到省长，一路青云直上。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即使是太子党，如果有真才实学，当然也可担当大任。但习近平恰恰是个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我们首先看他的学历：中国的大学文革时取消了考试入学，靠基层党组织“推荐”，让革命分子（或官员弟子）进入大学；直到1976年毛死后，第二年才恢复高考制度。习近平不是凭本事考入大学，而是在1975年被党组织“推荐”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他不是学文科，专业是化工。但他毕业后却进入军队，然后就以现役军人身分，到中央军委给后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耿飙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这个“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了“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2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班”学习过，因而就获得“博士学位”。但从网上可查到的习近平简历，这个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被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那习近平怎么学的博士课程？而且这些职务都是在外省，他怎么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听课？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可有学者查过，根本就没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一个没有到学校上课，也没有博士论文的人，怎么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班”，怎么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吗？而这样的“伪人”，就拉开架势，准备接任胡锦涛，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宣扬暴君逻辑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才使习近平在今年初访问墨西哥时，有了中国领导人近年出国访问中，最愚蠢、最没水平的一次讲话。他在当地对华侨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的思想水平还完全是一个专制君王的状态。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么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么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百分之百支持这种理论。
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么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另外，习近平的“吃饱了没事干”这种口气，也证实他的水平之末流。因为这哪像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讲的话？哪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简直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真是中南海大餐吃饱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自以为是、井底之蛙的不可一世。如果将来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中国就将由这样一个山大王来统治。而《时代》周刊竟把这样的人捧为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影响”什么？难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当草包，接受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思维和语言？
●“太子党”王岐山官运亨通
入选的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跟习近平一样，也是个太子党；虽然王的父亲不是高官，但他妻子姚明珊的父亲姚依林，官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是跟毛打江山的那代人，文革时被“打倒”。1973年，姚又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出任中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在这同一年，王岐山就被党组织“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成为“工农兵学员”。
1980年，姚依林升官了，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同一年，王岐山改行了，从他学的民国史专业，转向当代经济研究。1982年，姚依林又高升了，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官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期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然后就开始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
姚依林被称为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的“良师益友”，曾对朱提携关照。朱当上总理，自然知恩图报，王岐山则成为“爱将”，再加上姚依林和中共另一个高官李鹏关系密切，于是他的女婿更是人脉广泛，官运亨通，从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直升到海南省委书记，但只当了五个月，就被调回京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然后就是市长、政治局委员，去年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共产机器上的“小政客”
王岐山被认为“很滑头”：为人处世圆滑，政治上狡猾。他做北京副书记、副市长时，中国发生了“萨斯”传染病。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而被撤职，但同样也负有责任的王岐山却没事儿。前任市长陈希同、贾庆林留下很多人马，有评论家说，王岐山处理跟他们关系上也相当圆熟。王的助手、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他也没受到牵连。
去年初他担任副总理后，主管金融、商贸、质量检查等，但在这个期间，中国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病残，他作为负责全国质量检查的最高官员，也是没事儿。
他的狡猾，还可从拒绝关照包遵信上看出。八十年代，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时，王岐山是包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包遵信后因参加八九民运坐牢，被开除公职。去年包去世时，曾为王岐山同事、现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特意给王岐山写了封信，“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但王岐山不是“大政治家”，只是共产党机器中一个“小政客”。不要说对批评中共者及其家属敬而远之，他本身就是镇压机器的一部分。
《时代》周刊选出的“2009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中，有习近平和王岐山这种典型的共产政治中的政客，足以证明其“权威”有多大：坦然选了两个中国“伪人”。
──原载《看》双周刊200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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