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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期）
导语：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困境：小改不能解决问题，大改反而引爆问题。所以，扩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这件事情，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从制度、领导层、掌权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会做的。
五．作为硬制约的‘有限性‘
因为有这种尝试、有这样的成功，所以我把‘体制改革‘这一条也列为当局维持稳定的四条基本战略之一。问题是，这种不触及基本的东西、但是可以让现体制得益的这种鸟笼改革，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一直玩下去呢？这就不能不认真探讨它的有限性的这个方面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人，是比较容易忽略它的 有效性的方面的。为了不要为自己的感情、偏见所蒙蔽，我前面特意尝试发掘一下这些改革的有效性是在哪里，有效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方面，我还想指出的是，前 面讲的这四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比如体制改革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许它那种所谓‘改革‘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它只要允许这个东西有象征性的存在，这个东西就可以在国际上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这个作用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我并不是说那些做法制改革的，做了 就是要去给这个制度来进行政治装饰；我的意思是，它必定要用它的框架把你扭曲，否则它就用强力来扼杀你。你一旦触及到它的权力垄断，那它的第一条就上来 了，就是强制这一条上来了。如果你还没有遭遇到这一条，只能说你的行动尚未危及他的底线。你的局部的、个案的改善治理，对它的国际公关作用、对它的话语权 威的支撑作用，是你所不能掌握、但它可以充分利用的。有些人因为利益的缘故，被’收买‘了以后，心理内化还是有困难。那就是说，我可以拿你共产党的好处， 但是我觉得你共产党这套东西我还是很难接受。可是，当共产党夸夸其谈’政治改革‘的时候呢，甚至还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就可以justify （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了。他们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说共产党会慢慢地走到你所愿意的那个方向的。这些东西，都是这种体制改革的有效性的方面。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有效性”非常“ 有限”，短期内可以巩固现体制，但是长期来看是危机。我个人是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当局的体制性变革，在短期内可以是有效的，但长期内是一定会发生危机 的。这个有限性，首先一条，也是很清楚的一条，就是它不可能普遍地解决和改善治理问题。昨天贺卫方教授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法制改革处处遇到这个问题。这 就是说，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如意算盘，也有很不如意的一面，这就是改革的有限性在制约它的有效性。在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各个层面的停滞、衰败、乃至危 机，不仅存在，而且持续发展。打个比喻来说，就是药力下得不足以治病，所以病情还在恶化。昨天于建嵘教授讲到的这个社会骚乱和抗议都在持续上升的现象，就 是一个证明。改革的有效性，是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比如说，环保团体已经出现了，它并不挑战政府的权力垄断，但是当你允许它来帮助解决治理问题的时候，它在 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触及你的基本政治框架。这些团体会要求说，你这样子不行呀，我还要进一步往前推啊，否则解决不了这个环境问题呀。我想法 制改革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当局的危机意识是很强的。之所以这样，我想，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实际存在的这样一些有关治理的问题，而且也看到了它用来借 助解决危机的这些方法之中其实潜伏了很多的“危险”，对这个政治框架来说是危险的。所谓“饮鸠止渴”，我想共产党应该是体会很深的。
六．看不到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景
如果现行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当局会不 会为时势所迫而进一步的扩大、深化、和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行政、法制、政治层面的改革，来应付不断积累的危机因素呢？我对此一贯是持悲观的看法。这 里面原因很多。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它看到了帮助它解决危机的这些因素，本身就对它构成潜在的挑战，当然它就不愿意再继续扩大这样的因素。再一个理由，就 是我们开头所讲的了，一九八九年以来他应对危机是基本成功的，而这个应对的主要方法不是进行政治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认为，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八九 年以来积累了这样的经验，它也认为这一套镇压、收买等等的方法是有效的。既然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要改弦更张？我看不出这个道理。那对他们来说 是自找麻烦。我们总在说，你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会有大麻烦。可是，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有政治改革的时候，这个政权反而有麻烦，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麻 烦；那之后不搞政治改革了，或者是镇压与收买为主，间或来点儿我们前面所说的‘异化的改革’，并非真正改革的改革，它的日子倒过得很好了。我们所说的那个 麻烦，是从民族利益着眼；可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着眼，它现在反而没有了这些问题。他们的这种经验的积累，他们这样的惯性，对继续它这套做法只会增加信心， 很难设想它改弦易辙去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从实际情况看，中共干部阶层近年来对于政 治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认为政治改革重要而转变为不这么认为了。这从中央党校在学员中连年进行的关于改革的调查结果就看得很明显。前几年的 调查，政治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排在前两、三位，被认为是必须进行的事情；而最近一次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对于政治改革乃至行政改革都没有兴趣。（有人插话： 中央党校调查了三百五十人，一般都是中央机关的干部，高校出来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六, 还有什么当老板的占百分之 五。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三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了； 而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六的人，则认为虽然严重，但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般来说，都是中间阶层比较难以推动，因为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 比较大。基层出于不满会要求改革，高层有时候出于整体政权的理性利益也会要求一些改革，而中层往往是比较有阻力的。前几年，中层干部已经认为政治改革很重 要的情况下，这个政权都不推动政治改革，现在中层干部也都认为这不重要了，不要搞政治改革了，这个政权怎么还可能会推动政治改革呢？这也是我对中国政治改 革前景悲观的又一个理由。
然后就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 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有人插话：有人已经提出来了，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主要是 发展的问题）。另外，也缺少国际压力。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要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七．花拳绣腿的所谓‘政治改革’
我们转而看看实际情况呢，看看他们所说的 政治改革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东西呢。当然，当局一直在说，实际上政治改革也还是在做的，比如说党内民主。吴仪上次见美国商务代表团，就有两个卖点，一个是党 内民主，一个是行政改革。有一些我们这种背景的学者，对中国党内民主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的看法是，它是在做一些东西、一些试点，比如说党代会的常 任制，取消地方党委的常委会，还有干部公议、减少支出，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等方面的任何问题。这是我 的一个核心的看法。
比 如说，党代会的常任制，这是这几年国内讲的比较多的，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讲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东西。可是，我现在的看法是，这个东西不会起作用， 搞了也不过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只有一次是实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常任制的，那就是从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但 是，恰恰是在八大一次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之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八大一次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在四、五十页的报告中，只有四次讲到毛泽东思想或 者引用毛泽东；一年半以后，还是这个代表大会，同样的那些代表，又开了第二次会，刘少奇做了一个只有二十几页的报告，却有二十三处引到毛泽东。这你就可以 知道，毛的权威，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就是1956年的秋天到1958年 的春天，经过了“反右”以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以后也会写一篇文章讲一讲。毛在八大一次会议受到挫折，毛泽东思想也从党章里拿掉了。但是，通过 “反右”，他掌握了主动权，到八大二次会议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这就是说，这个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常任制，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没有强化党的代表大会 的权力，更没有制约中央领导人的权力。结果是，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八大与九大之间就发生了文革，然后八大也就没有什么三次会议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 九年，名义上，党代会的代表都应该还是常任的呀，没有什么决定取消它呀，结果呢，连个会都开不成了。从这个经验来看，我认为，党代会代表即使常任，也作用 不大。更何况，现在这也只是在很少的地方搞一些试点。取消常委会，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取消书记办公会，这个东西的政治效果就更扯淡了。几个副书记，削减成 两个副书记，这就算是政治改革了？已经在做的这些东西，就改善治理来看也好，就扩大权力的分享来看也好，我都看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实际意义。
要说有实际意义的，就是差额选举了。十七 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也已经出台，按照官方媒体的宣传，差额比例扩大了，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会更民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作协选举，得票人数最少的 候选人当选为主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内定要作主席的，不满意这个内定，结果得票很少。少也没有关系，照样按照内定的方案作主席。这个就很讽刺了。这样的 差额选举，它的政治效应，是靠上而不是靠下。这就是说，如果不靠上面的话，你就会被“差”下去；你如果听上面的话，不管得票怎么样，上面都会支持你的，一 定会在差额选举中想办法保你的。这根本就不能算是选举了，顶多走个投票的过场而已，还侈谈什么‘差额选举’？作家协会的选举尚且如此，党代表大会的选举， 不管它在那里说多少多少差额，实际上又怎么可能真正民主呢？从理论上讲，没有党与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党的内部就不可能具备民主竞争的动力。事实上，政党民 主总是先于党内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种没有党与党之间的民主竞争却反而先有了什么党内民主的。美国可以说是民主竞争的一个例子了。可是，美国两党竞争这 么多年，两党的内部却一直并不民主；它也不过最近、八十年代以来吧，才开始有党内民主。就是这样的党内民主，是不是民主的进步，学术界也是很有争论的。Zakaria就 认为党内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是有相当的破坏作用。他说，美国的民主最近出了毛病，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党内民主，有了党内民主就使得党内的初选不是作为一个思 考策略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成了国家的基本选举都一样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从所有的这些理由来看，我对党内民主这个东西抱有很大的怀疑。
再一个就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强化行政能力，不涉及根本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刚才讲的有限性，其实主要就是在这里。即使那些行政改革它都在做，有限性也还是存在的。
再深一层来讲，回到危机问题上来讲，可以 说：现在如果它真的改，危机可能爆发得更早，实际上可能诱导危机的爆发。原因在于，第一，政治改革会使得现在的政权的利益共识被打破。现在这样子运行了十 几年，内部运作的利益共识也有了，内部运作的程序也有了，一改的话，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压制的危机因素，就会爆发出来。还有一个 原因会使得政治改革诱发危机，那就是期望值升高。如果真搞一些改革的话，民众的期望值就会升高，结果呢，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 所讲的，参与的渠道不可能马上就到位，但参与的欲望高涨了，这个就会形成社会问题，出现乱子。其实，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背后就有这个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 困境，那就是：小改不能解决问题，大改反而引爆问题。所以，我觉得，扩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这件事情，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从制 度、领导层、掌权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会做的。
八．控制力增长背后的变数
说来说去，他们并不是靠实行政治改革来维持稳定，他们是靠我前面讲的那三条，就是强制、收买和宣传。关于这三条呢，联系对于政治危机问题的分析，我再稍微讲几句。
第一条就是强制力。它的控制能力在持续增 长，这是很明显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都会持续地增长。但是，问题在于，控制能力并不能直接地解决社会问题。它是一个“马后炮”。它是在危机出现以后， 把它按住、卡住、压住。危机越多、越大，这个强制的力道就必须越大才行。这就是说，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的治理病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下的药就会越来越毒， 药力就越来越霸道。从常识来讲，一个健康的肌体在这两个力量下挣扎—我假设它这个强制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同时看到社会危机因素是越来越多—这样两个东 西同时并存，就算它能够持续地压制住，不出大乱子，我觉得它的后遗症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拖得越久，危机就会越大。按不住的那一天就是火山爆发的一 天。单就病症和药力之间的赛跑来看，也许五年、八年不成问题，它能控制得住。就是说，虽然药力大，但还不至于把它的体制破坏，它用强制的控制来应付各种各 样的病症也还是有这个力量的，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部危机它还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毒害，那是很厉害的；这种强制下的稳定拖得越长，这个社会的 内在失序就越加发展，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长远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前景。
第二条就是经济收买。这是最根本、最关键 的问题。昨天伟建讲到，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再能维持十年就差不多了。我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我有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大概 都是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期，然后就进入经济的衰败。当然，在这个类比中，中国有它经济上的优势的一面，内部市场比较大，它可以相对转变一下增长模式，发掘一 下内部市场；它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局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但是，与日本相比，它同时也有很多的劣势。比如说，法制不行，软件的这些东西都不好。 这种类比当然很粗糙，我们只能粗略地来看。人家搞了三十年，那我想，算中国可以搞四十年，维持四十年经济增长，那现在也快走到头了。其实经济学家的讲法也 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根据。林毅夫说中国可以这样高速增长一百年呢。这么讲我看是很武断的。能源的、资源的、环境的、国际的、劳动力价格的、投资的等等这些因 素，都是硬性的制约，从那里找那么多的资源来维持中国目前这个状态的增长再搞七十年？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病态。单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恐怕百分之四 左右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了。可是，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它的经济增长率一旦下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那整个社会、制度恐怕都大成问题了。经济增长率如果 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这个政权的这第二条的能力就大大地降低了，老百姓的预期也不一样了。它用这个办法搞稳定就难以支撑了。
第三条就是话语的东西、心理的东西。这个 东西现在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我观察到，这一方面的转变，相对现实状态的变化来说，往往有一个‘滞后效应‘。比如说，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当局治理的方式 已经转变到依赖暴力，到一九九二年以后又加上了经济收买，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话语，大体上还是一九八九年以前的。这个方面的转变，要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 实现。举个例子，就是关于民族主义，我看到’零点‘公司做的一个调查，记得是一九九二或者甚至是九四年做的。它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哈尔滨、 武汉等地调查，列了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问哪个国家是你最喜欢的。占压倒多数的答案，是美国，还有日本、新加坡。这明显还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的那种社会 心理。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滞后效应‘相当长。如果我这个猜想有道理的话，那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也还 可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现在社会心理的特点，可以说是保守的、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是对这个政权、这套制度有利的。也许，当经济的增长降到了一定 程度，甚至危机濒临爆发的时候，这样的心理的东西还可以继续作用，对这个政权和这套制度起支撑的作用。
以上这些东西，都是现政权针对国内社会的层面，即政治学所谓的state—society相 度来展开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也很重要。国际因素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好。但是，比 如廉价产品出口啊，环境问题造成的全球环境危机啊，能源的国际竞争啊，则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国际环境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情 况下，这个国际环境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决定中国是不是出现政治危机。此外，台湾问题，还有香港，甚至西藏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很大的变数。当然，中国内部 的社会层面也有一些变数，比如反对派如何组织自己，如何开展反对运动，这会增加变数。还有就是领导层内部的变数。我们知道，领导层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现在，权力交接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在江和胡之间是和平地交接了，从胡到下一代呢？是不是这个模式就制度化了，今后都可以 这么搞了呢？再有一个，就是偶然事件太多了，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图景的原因。有时候偶然事件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 用。
（本文已作为《动向》杂志2009年四月号、五月号特稿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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