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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6月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虽然不敢对六四事件有任何暗示，但头版政治新闻“中国百万官员‘再锻造’--要害岗位，跨级直训”报道了中国政治体制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那就是中央政府越过省级政府，与县级主要官员进行大规模直接对话，并直接指示和干预县级治理。
这个转折始于去年奥运之后，此前的贵州瓮安事件终于让中央当局认识到，自欺欺人的地方治理和基层选举改革再也无法继续，中央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地方治理危机的全面爆发将导致整个政权的倾覆。
事实上，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的危机直接源于六四镇压。基层和地方官员立刻就意识到，中央政权已经失去了约束地方的道德权威，因此，从那时起，基层和地方官员对农民的态度急剧恶化，各种贪腐行爲也日益大胆。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4年朱镕基主持的税改。朱镕基在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中央只管要钱，而不管地方政府能否履行最基本的公共职能，甚至不管地方政府能否足额发出工资。这种流氓态度，一方面带来中央财政收入空前高速的增长，同时也逼良为娼，彻底把地方政府送上了邪路。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创收”，欺压农民，盘剥劳工，摧毁环境，而中央政府则睁一眼闭一眼，只问GDP和税收，不问过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赵紫阳奠定的财政分权和沿海开放战略，为这条邪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空间，中国经济在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中迅速“崛起”，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基层和地方治理危机，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直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所谓三农危机，正是地方治理危机的必然结果。但是，空前涌现的财富带来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不仅对中国领导人和官员不可抗拒，对国际资本同样不可抗拒。当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与华尔街爲中心的国际资本结盟的时候，两个不受制约的权力结成的神圣同盟就成爲失去制动能力的巨轮，直到触发全球金融海啸。
从江泽民开始，中国领导人心理就非常明白，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在基层和地方发生，但他们不想知道甚至不敢知道基层和地方的真相。中央给地方官员的信息是，干坏事可以，但不要让我看见，不要让外国人看见。这种掩耳盗铃的治国心态，产生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截访制度：一方面，北京假惺惺地保留接待民众诉冤的办公室，另一方面又鼓励地方政府使用非法手段拦截赴京诉冤的“访民”，鼓励地方政府对大量访民进行骇人听闻的迫害。
邓小平、江泽民对中国基层和地方治理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责，不过，七年来，胡锦涛的无能和空话治国，已经让这场危机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十七大以后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看到，如果他们在胡温离任前不采取行动，等到接班的时候局面就可能难以收拾。
因此我相信，北京奥运之后中央越过省、地两级，直接干预县级治理的大动作，真正的推动者不是胡温，而是新一代领导人。我猜测，现任中共组织部长李援朝很可能是这一举措的灵魂人物。
这一重大举动的不寻常之处，不仅在于突破了分大区治理的中共传统，回到皇权直面郡县的帝国传统，更重要的是，中央在直接干预县级治理的同时，要求县官全面报告真情，如实表达想法，不再演互相欺骗的老把戏。
地方治理的这一重大转折能否亡羊补牢，避免一场全面爆发的治理危机，现在还难以判断，地方治理积弊已深，官员的利益不仅与地方黑势力盘根错节，且与省市和中央强大的既得利益结盟已久。因此，地方治理的这一转折，有可能触发整个官僚资本利益与平民利益的全面冲突，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
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内外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中央对地方治理的集权化，为利用民族主义劫持政治改革提供机会，世界有可能会面对一位毛泽东的模仿者。果真那样，也未必一定是悲剧，更有可能是笑剧，毕竟中国人从苦难的历史已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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