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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国家、软肩头”—从邓玉娇事件说开去
作者：夏明
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冰心在《我对于女人的看法》里说了这么一段名言：“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如果一个国度“真”失位于虚伪，“善”失身于凶残，“美”失色于邪恶，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大规模地蹂躏它的女性。
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中国的统治者们尽管经常无力抵御外侵、保护家园（宋朝、元朝、清朝和日本入侵都是显例），但在对付自己的国民上却是威风得很；在折磨自己的女性上也是极具创新精神、领导历史。例子当然包括纳妾、守寡、缠脚、殉葬和把自己的公主送到外邦去和亲的“怀柔政策”。中国共产党是自我标榜为“解放妇女”的。不可否认，建国初期新《婚姻法》的公布确实掀开了历史新篇章，陈钢和何占豪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感觉写进了不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我们回望毛泽东的年代，妇女依旧是处于悲惨地位。且不说他本人如何“玩处”，信奉所谓道家采阴补阳术，在文工团年轻演员“我的女人身体内来清洗”他的花柳病（见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第363-364页 ）；就他的妇女解放而论，公社化把农民妇女变成了农奴似的劳力，“铁手、铁脚、铁肩膀”的审美观又根本地否定了女性的特性，将他们男性化。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由于市场化和官僚化的两大进程，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改善、倒有恶化的趋势。湖北土家女子邓玉娇的悲惨遭遇只是这股恶流下的众多牺牲品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是以妇女做牺牲代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邓小平要保证他的经济翻番承诺得到兑现，安定团结是第一前提条件，计划生育是另一前提条件。后者给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我没有打算说计划生育完全不对。人口过多已成全球性的灾难。毛的人口政策铸成大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几代人都无法消除的灾难；邓的计划生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选择。问题只是，毛的政策错误造成的恶果，基本上由中国妇女来吞咽了；他们必须面对大规模的强制性（经常有暴力使用）节育措施，诸如安环、结扎、人流等等。“超生游击队”成为许多农村妇女的归宿。另一个附生灾难是对女婴的歧视、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杀害和遗弃女婴现象，国际收养中国女婴成为蓬勃发展的产业。农村人口男女比例失调造成“光棍”现象，贩卖妇女和女性婴儿又成中国的一大黑社会产业。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在效率的口号下，公平被弃置一边。企业的解雇和雇佣权的灵活使用，首先遭殃的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妇女大量下岗。其次是用人的性别歧视，以致女大学生就业都遭遇困境。与此同时，以户籍控制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低工资、无劳保的剥夺性的农民工劳力市场：农村男劳力涌入建筑、环卫、污染严重的行业；农村女性进入沿海各类的血汗工厂（外资、合资、独资和私营）作劳工，进入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和佣人，进入明的和暗的色情场所从事以色情为主或辅助色情服务的各类行业。
记得2008年夏天四川地震后，我在绵竹富新镇参与制作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当时在通往福新二小的大道旁布满了花圈，写满了挽联，哀悼地震中死于豆腐渣工程的的127位小学生。一条大横幅是：“孩子不仅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在电线杆上有一个广告牌写道：“大量招收年轻女工。”旁边一家油坊放了另一个广告牌：“榨油”。矮树上写满了“悲！”和“惨！”的方白纸。想想学校父母搭建的简易灵堂里放满的照片和上面许多美丽的面孔，如果她们不死，许多人恐怕也逃不出这些广告牌给他们设计出的生活路径和结局。从天安门母亲流干了泪的脸，到福新二小年青母亲绝望的目光；从地震灾区父母抱在胸前美丽的女儿们的照片，到遭受有权有势的三个男人的威逼和凌辱、最后却因反抗淫威捍卫贞洁而被捕遭审的邓玉娇，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罪恶：对真、善、美的强暴。
看过《劫后天府泪纵横》电影的观众应该还记得这么一个镜头：在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富新二小的父母决定为自己死去的孩子过一个“天堂里的六一”。一大早，爸爸们在简易的灵堂上挂上了新的条幅；在灵堂前，伤心的妈妈们细心而温柔地用一束束鲜花围着孩子们留下的书包摆出了个爱心。突然，当地政府派出的两名防疫员扛着轰鸣的喷洒器用化学喷剂把所有的鲜花冲倒。另一位席地而坐的妈妈来不及躲避，被化学喷剂呛得咳嗽流泪。作为该片的制片人之一，我想告诉你我当时的感受，那场景只能用一个英文单词来表述：Deflower。我看到的是鲜花遭受摧残，妇女遭受蹂躏。而邓玉娇的遭遇折射出的不过是中国地方恶吏的行为常态罢了。
今日中国女性地位和权利遭遇到了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威胁。一方面，中国的政权出现官僚化和特权化；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出现资本主义化。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妇女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身份的客体化是与全体公民权利不得保障甚至面临恶化紧紧相关联的。女性肉体的商业化是直接为官僚和资本服务的。曾几何时，“繁荣娼盛”成为了中国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秘诀。一位宁波藉的院士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九十年代他和其他的院士到宁波去参观当地的经济发展。宁波一位领导说起“我们北仑港的发展经验可总结为两条：一靠政策，二靠机遇。”用宁波当地话讲起来就是：“我们不能讲的发展经验可总结为两条：一靠警察，二靠妓女。”这当然是个传闻，但也无不包含一些真知灼见。
例如，1997年辽宁省沈阳市决定对“小姐”征税发证。当时的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常委会上说：“沈阳没山没水，投资环境再不放松，没小姐给人家玩，谁来投资？”在2000年前后，中国形成北有沈阳、南有深圳，两大黄都鼎立的局面。再说1999年李长春坐镇广东，决定整顿深圳的黄色产业，一下子搞得鸡飞狗跳，小姐们收拾行李，转战深圳旁的“四小龙”城市（东莞、中山、顺德、佛山）。几天之内，上亿存款从当地银行提走，金融秩序受到冲击。据说，香港游客也不在深圳留步，而直奔东莞等地。深圳娱乐业、餐饮业、宾馆酒店、出租车行业纷纷陷入萧条。“性产业共荣圈”停转，深圳经济速度下降、上交利税滑坡，深圳领导因而受到上面批评。据说上级领导问罪深圳领导：为什么周边城市都欣欣向荣，深圳却搞不好？！以后深圳领导的政策调整也就容易理解了：大马路上的流莺野鸡当抓不误，做好表面文章；至于人们进回缩宾馆关门后做什么，一概不问。深圳的“上层男人”和来至各地各国的游客又回到了“天天过新年，夜夜做新郎”的美好时光，经济又恢复了繁荣。一位当地的老板总结出这么一条生意公关经：“与其请人吃饭，不如让人流汗。”所以，桑拿、按摩和各类特殊服务火爆起来。赖昌星在厦门专门建了“红楼”，包养江南美女，用“银弹”和“肉弹”专攻公安部和福建省里的领导。今天，你只要到中国财富的集聚地（上海、深圳、北京和省会城市），就可以看到天下美女汇聚：他们有来自四川的川妹子、重庆的辣妹子、湖南的湘妹子、哈尔滨的北国美女、俄罗斯的金发碧眼美女。几乎每一个娱乐会所都可见上百的佳丽鞠躬迎客、等待挑选，组成中国社会独有的风景线。中国共产党实施“发展的硬道理”，有军队警察的护航，也有美女佳丽的献身。邓玉娇事件中的邓贵大是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项目招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身为“招商办”领导，他倒真有可能是为贯彻“发展的硬道理”而对民女动粗的。只是这个该死的邓贵大未能有效兼顾“安定团结、稳定发展”的指示，未能把邓玉娇“和谐”掉。他的死把2009年搞得更乱，给“和谐社会”添了许多不和谐。
中国经济奇迹的代价是不公平的压在中国妇女肩头上的。就这一点，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有论述（例如，李静君的《性别和南中国的奇迹》一书）。就深层次去思考，中国女性为发展做出了过多的牺牲，是有理论的根源和历史的源流的。首先，中国实行的新权威主义推崇的是“硬国家、软市场”。对此，有外国学者解读为“市场自由、人不自由”；有国人解读为“上面（脑子和嘴巴）不自由、下面自由”。总之，权力的硬化过程，也是权力的阳刚化过程。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在权力结构中的比例和地位呈下降趋势。我在《人大与中国治理体系》（2008，英文）一书中观察到，女性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只占20%左右，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副主任的女性比列更低，而且还有下降趋势：五届13%和7%，六届11%和6%，七届11%和6%,八届9.94%和8.57%，十届10.85%和8.89%。我们都知道，中共是权力的核心。935万女性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5.9％。中国共产党的中委女性代表比例从十一大（1977年）的6.97%，降到十二大（1982）的5.23%，到十三大的5.71%，十四大（1992）的6.35%，十五大（1997）的4.15%， 然后到最低点：十六大（2002）的2.53%。 十七大（2007）中央委员会女性委员上升到13人，占总数的6.37%。在过去漫长的八十八年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性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中国政权内部阳盛阴衰最经典的例子是：十六大产生的九位常委全是拥有工程师头衔的男人。
第二方面是，妇女关注的、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被忽视。例如，卫生、教育、消除贫穷、男女平等和消除歧视妇女、妇女权益、婚姻生育权益、反对和防止性骚扰和性侵犯、消除家庭暴力、预防年轻女性沦为性工作者和保护她们的人身安全等等，都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中心。又例如，“母性”和“天性”的紧密关联使得妇女对环境大自然也更为关注。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恶化、犯罪飘升、卖淫嫖娼泛滥、女性就业受到更多歧视、弱势群体扩大、贫富差距加深、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的）被长期忽略、农村留守人口出现老、妇、幼现象，都是与权力的阳刚化有关的。与此对照，彰显和强化国家权力，尤其是与镇压权能相关的人员、部门、和项目都急剧膨胀。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就容易理解下列诸多怪象了：中国政府可以为2008年北京奥运花上4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亿元）打造昂贵的“形象工程”，开销超过以前所有奥运会开支的总和；而同年多达7000多所中小学校舍在四川大地震中垮塌，造成近万的学生死亡。即便是2009年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危机，国家公务员照样加薪。军队的开支仍然以两位数的数度增加，中国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第二大的国家。中国在和平时期大肆打造潜艇、航母、导弹、火箭， 出现不计机会成本、不算经济账的穷兵黩武；国家在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海上大阅兵后还要花上亿万元准备今年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阅兵。
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必然不成比例地牺牲女性权益。我们都知道，中国走的基本上是东亚模式道路。与中国大多数学者和官方宣传所说的不同，我认为在过去150年间，无论从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民主政治）观之，中国始终是亚洲的落伍者；真正领导亚洲潮流的是日本。而日本的初期道路就是以本国少女柔软的身体为现代化铺路的。记得七十年代末中国放映了日本电影《望乡》（又名《山打根八号娼馆》，山崎朋子原著，熊井启导演，栗原小卷、高桥洋子主演），那时我刚进入青春期，我的母亲担心我不能健康理解该片，所以耐心地帮助我认识女性的苦难，谆谆教导我以后做一个尊重女性的人。后来我成为东亚研究的专家，这部电影和山崎朋子的著作成为我在美国大学教授《东亚政治》一课重要的教学资源。《望乡》和有关日本南洋女的研究告诉了我们有关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细节：政府和人贩子勾结，将上万（据估计在1910年前后有2-3万的日本妇女在南洋从事妓女行业）的贫穷少女卖往南洋、中国等地从事卖淫活动。南洋女们寄回国内的外汇成为许多家庭建立丝织业作坊的资本，一战后日本的纺织品大量销往欧洲，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二战中日本建立的“慰安妇”制度，大肆招募本国、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妇女（中、日、韩三国学者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估计人数最高时达到15万）为帝国军人“爱（帝）国捐躯”；二战后，日本政府又恢复利用艺伎制度服务美军，日本妇女再次为国献身。章子怡和巩俐主演的《艺伎回忆录》多少反映了点这段历史。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作为头雁通过投资和出口把亚洲国家拉入东亚经济起飞的大雁阵。日本牺牲妇女的做法也一脉相承下去了。泰国的性旅游一段时间成为招引国际游客和资本的王牌。菲律宾出口菲佣成为创汇的主要来源。越南提出了“牺牲一代少女，换来经济发展”的思路。中国出现的千万“黄色娘子军”也是这种病态现代化的产物。如果我们看看湖北巴东野三关镇一个山区小镇的色情业有多么火红、地方小吏逼良为娼有多么猖獗，全国的概貌也多少可略知一二了。
平心而论，妇女身体的商品化受着经济利益的极大驱动，整个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官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对此应付最多的责任。不仅公务员群体是性服务的最大消费群体，他们也是媒体大量曝光的包养情妇、“二奶”、集体嫖未成年幼女和“买处”诸多丑闻的主角。他们的行为在扭曲中国的婚姻市场和性交换，制造出“美女的官僚垄断化”，甚至“阴道的官僚垄断化”。中国的弱势群体许多还无力娶妻生子，更多的无能护妻爱女。地方的恶吏有权力的庇护、公款的壮胆，用淫荡的眼光来看所有的女性，认定她们都是可以随便染指、任意欺辱的卖淫女。邓玉娇事件则反映出，当良家妇女誓死捍卫自己的贞节时，政府更多的是偏袒自己的官吏。邓玉娇事件曝光后引发的强烈反响显示出社会的愤怒。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打压寻求真相的新闻媒体、仗义执言的民间维权人士和妇女权益保护组织，又反映出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遭遇到了官僚制度权力的抵制。在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得到美国和国内反对党的支持。在泰国，寺庙和民间社会组织起来保护妇女。在菲律宾，天主教系统积极推动民主化进程，支持科拉松-阿基诺当选该国第一任女总统。但在中国，教会势力遭打压，反对党不存在，美国影响有限，民间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整个妇联系统完全是大男子专权的小媳妇。妇女身体安全和尊严权益遭到腐败政府的公权、黑社会的私权和嫖客的特权的三重威胁，妇女权益的真正全面维护还需要时日。
由于网络媒体的动员和全社会的关注，邓玉娇的案子获得了在现行权力机制下各方利益博弈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邓玉娇被认定有罪但不予起诉而获释放。对此，我倾向于做这样的解读：邓玉娇事件将中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出来，由此激活了共产党内部部分领导的良心，或是激起了最高领导对民怨沸腾可能导致政权完全丧失合法性的恐惧，引起北京中南海的干预。据报道，当记者告诉自由后的邓玉娇社会上有很多人关心她时，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哽咽着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将来我会多做善事，回报政府和社会。”尽管她并不是非要感谢共产党不可，但她的这些话也是由衷的和可以理解的。“党和政府”在中国握有至上的生杀予夺大权。但在邓玉娇事件上，党国做了部分让步，首先还给一个无辜少女自由，其次对社会舆论予以回应和部分认同。在党、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复杂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对一个个体，一个无辜又无助的女子的关注，公民社会与个人结盟，去抗衡一个强大的党国，并取得了部分让步。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如果所有的中国妇女要彻底摆脱用柔软的肩头支撑一个硬政府的苦难，那所有的中国人必须都要成硬骨头！只有当每一个公民都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尊严、贞洁和权利，都付诸行动阻止每一个具体的罪恶发生时，专制的硬政权才会脱胎换骨，演变成为通人性的民主体制。如果中国能继续涌现出大批的维权积极分子和女权主义者，公民的民主运动和女权运动能结合前来，中国民主化就可扬帆启程了。只有，或者说，只要妇女权利得到制度保障，民主建设也基本大功告成了。
面对中国妇女的处境，又一位中国女权倡导人张洁感叹道：“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邓玉娇，你何其不幸，因为你是中国女人！但你又特别幸运，因为你生活在了一个人权、女权意识高涨的时代，生活在了一个公民社会已有可能在局部战役中对抗强权并取得部分让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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