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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
我在少年时代即有一个梦想，做一个著名媒体的记者，但那是在1966年，当时我10岁，正身处腥风血雨的文革动乱之中。我最崇拜的媒体是人民日报与大连曰报。后来在1982年，即在我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我被幸运地分配到大连曰报文艺副刊工作，我做了记者兼编辑，后在1987年调新华社大连支社，90年代初又调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工作，总之我经过多年的努力，把少年时代玫魂色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可能是中国仅有的具有上述三个不同媒体工作经验与资历的记者，一个是大连基层的小报，一个是国家级名牌通讯社，一个是境外的大报。但不论如何，都无一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记者并非无冕之王。我少年时代的玫瑰色中原本应当不存在专制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2009年2日4月移居多伦多之前，我设有真正地实现我的梦想。
不过我不后悔，虽然我结束了18年的党报记者生涯，并饱受了5年零1个月的铁窗之苦，但我毕竟为新闻自由奋斗过，毕竟用自已的笔，真实地表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披露了东北高官的贪腐恶行，为了实现我真正的梦想呐喊过，追求过，我深感欣慰。
1991年我冒昧地写信给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刘再明自荐，亦始于这种天真的梦想，当时我在深圳旅行，在大连老乡创办的一家餐厅墙上看到这张总部设在香港，但在大陆有十几个记者站的著名报纸。我想象它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媒体，我并把自已的少年之梦与其连在一起，但1993年我真的应聘到了该报东北办工作后不久，我才恍然大悟：它同样不过是共产党在香港及诲外所设的一个宣传阵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在人们观念落后信息封闭的90年代初期，在东北一个小城市大连，筹建一个境外的媒体的分支机构，亦是石破天惊之举。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盖有香港文汇报公章的公文，递交大连外经贸委相关部门注册审批时，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以为该报是反动报纸，立即惊恐地请示上级，而且此后以双重身份与我谈话与接触的秘密特工不下10人。这说明，在中共一党独裁统冶下新闻媒体记者的处境是何等尬尴，政府是多么恐惧香港及海外媒体的记者！香港文汇报东北办的成立，是中共官员矛盾心理的产物，一方面他们拟通过海外媒体宣传自已招商引资，一方面又害怕记者正视现实向境外揭丑。这个巨大的社会痛苦，是由中共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而又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我个人的命运与悲剧诠释了这一观点。
由干大连市公安局在当地第一个给我办理了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证，我持有这个证件，可以奔走在资本主义的香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我有机会把这种一国两制的生存环境加以比较，两种价值观亦发生了碰撞。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设有什么能比新闻自由更重要，翻阅香港街头公开叫卖的《前哨》等杂志，我读到不同干国内媒体一色粉饰现实的文章，听到了不同的然而是真实的声音，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国内12亿人口，56个民族，不可以有不同观点的存在，为什么生活中充满矛盾，底层弱势群体有冤屈与诉求，但记者不能真实表达？难道我只能用谎言换取物质生话，而虚度一生？我为此痛苦地思索了很久。虽然，我按照《前哨》杂志上刊登的电话与地址，主动去拜访了社长刘达文先生，但撰写与投稿还是犹豫与推迟了很长时间。
后来大约在1998年，有两件事的发生震动了我的灵魂，有一次我应约去见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与省长张国光，主要目地是报道辽宁省国企改革情况，从大连驱车300多公里，进入省城沈阳要穿过一条位干市区的铁路，我驾驶的汽车在轨道附近受阻，原来数以百计的下岗工人，为了抗议厂长的贪腐与企业的变卖而卧轨求诉，他们说，阻断铁路才能让北京铁道部以至江泽民知道他们的困境，只要知道了就能为咱们工人讲话。由此我想起以前在大学党史课的教堂上听到的故事，我还看到文革中的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去安源干什么？是因为那里的矿工和现在卧轨抗议的工人一样饥寒交迫，为什么共产党有了权，也象资本家一样不关心工人的疾苦？……我后来见了省里领导，但他们都大讲国企改革的成绩与大好形势，一慨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我还受到省委宣传部外宣处官员的委婉的警告，当然香港文汇报只能刊发赞扬他们的专访，并满是溢美之辞。
另外一次突发事件情况更为严重，它激起的心底的波澜，至今还在忆想之中拍打我的思索，当我正与东北大庆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谈话时，我们所在的办公楼却被大庆毛巾厂的100多个失业工人愤怒地围困，工人们拉起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的文字诉求很筒单：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高呼的口号是：打倒贪腐的厂长！原来，企业转型，对外合资，外商要精减人员，工人们不知何去求职。市委门前的警察封堵了入囗，我们只能从后门走出，但工人们看到我手中的相机，就欣喜若狂地大喊：记者，记者，仿佛是见了救世主。然而，我们听过他们焦虑的诉求之后，即使撰写了稿件，也无处发表，香港文汇报只能刊登我们肯定与赞美大庆官员的文章，这令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除了向香港非亲中的报刊投稿，别无它途。
虽然，中国宪法上明明写有言论自由的条款，毛泽东也讲过言者无罪，但这都是谎言，中国刑法中设有与之矛盾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条款，还有建国以来多如牛毛的文字狱，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残暴与伪善。这已给香港文汇报投下了巨大阴影，所以它不得不自律。报社领导刘永碧多次警告我不能给其它报刊投犒。否则将承担严重后果。不过那时我过高地估计了中共地方官员的阶级觉悟，我还认为他们原本代表工人阶级，会理想我批评他们的良苦用心，并天真地相信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接受我温情批判的善意，与理性客观的文字代言，并为我做主。为防万一，我使用与变换了不同的笔名，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在《前哨》与《开放》等香港杂志发表了多篇记实调查报道，一方面我以《马向东澳门赌输3000万》，《薄熙来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薄熙来抓廉政抓小放大》等为题，无情地揭露了东北官员的贪腐与伪善的恶行，一方面又以《黑龙江民谣示民意》为题，真实地表达了东北底层百姓的困苦状况与两极分化的社会危险趋势。当时，我想象的最不好的结果，可能是被报社辞退，失了他们为我配备的高挡房车与可观的薪水奖金等等，或许还会坐牢，但我义无反顾，因为我想一个社会的进步，总是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付出代价，努力地去一点点地推动，特别是对待象中国这样具在5000年封建传统的大国，别无它法。虽然一两篇文章，声音太小，作用不大，但会有更多的人汇入我的声诲，就可能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我想起了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人，倍受鼓舞。但是我估计官方会因为调查等司法程序，而不得不延后行动，而此间我仍然会不间断地刊发文章，继续发出我自已的声音。我刚刚找到了一点点无冕之王的感觉……
然而不幸，中共秘密警察的技术手段不为常人所知，它的效率极高。原来，早在1982年我走进报社大楼，成为一名党报记者那天开始，我就已经处于一种严密的被监控的视线之中。于是2000年12月4日，在大连一个风雪弥漫的阴泠的早晨，在我寓所附近的停车埸上，我忽然被8名便衣特工粗暴地绑架，其现埸指挥者便是被我批评的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秘书车克民，此人时任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随后我被秘密押往中国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海军基地，70年代末车书记曾在那里当兵，我并非军人，但他们为了对外封锁信息，逼我闭嘴，无所顾忌，无视法律，无所不用其极。从此我的党报记者生涯结束了。我想起报社一位老记者的话，六四期间香港文汇报因为同情学生，不服从李鹏的指令而开了报纸天窗，在头版只刊出四个字：痛心疾首。但1997年我首次见到当时已被撤职的老报人，社长李子诵时，他脸上虽然笑容满面，但已是老态龙钟。我知道他心中还深存隐痛。现在我这种不公平的遭偶是他，刘锐绍，程翔等香港文汇报良心记者命运的延续，这个悲剧还在上演……伴随着我的是一间没有暖气的阴冷斗室，一只日夜不停地吼叫的高大狼狗，三个持枪的士兵与狱卒与一个被白雪几乎掩埋了的营房小院。刺骨的寒风袭击着我的心脏。我不再是无冕之王，我成了21世纪中国新闻界第一个因言获罪的囚徒。
2009年6月19月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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