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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慧姗纪念馆位于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512地震馆’旁的一片小树林中，是为在512地震中死难的都江堰聚源中学普通女生胡慧姗而建。纪念馆采用救灾帐篷为原型，面积、体量、形态均近似于帐篷，外部红砖铺地，墙面采用民间最常用的抹灰砂浆，内部为女孩生前喜欢的粉红色，墙上布满女孩短促一生的遗物（见图）。从一个圆形天窗撒进的光线，使这个小小空间纯洁而娇艳——这个纪念馆，是为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这是建筑师刘家琨为“胡慧姗纪念馆”撰写的“项目概念和描述”。这个纪念馆完成于地震一周年，各种莫名其妙的所谓“压力”使纪念馆的建设低调又低调。建成之后，此纪念馆被勒令不准开放供人缅怀，今天更传出消息，纪念馆甚至可能遭到拆除的命运！
人们总是不理解，为什么灾区政府那么忌讳地震遇难者的名字，以至于艺术家艾未未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发起民间的公民调查，来详细记录包括姓名、籍贯、年龄等等遇难学生的个人信息？人们总是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行动为遭到灾区政府的百般阻挠，甚至有志愿者被殴打？今天，一个15岁的小女孩儿的个人纪念馆又重复了同样的命运。
国家为什么害怕一个女孩儿的名字呢？
在这个缺乏个人主义传统，天下、国家、家族等宏大词汇压倒一切的国度，普通人的姓名成为专制的国家主义的最大忌讳，因为对姓名的记忆意味着对历史的记忆，对姓名的记忆意味着拒绝遗忘历史。而专制的国家主义的诉求恰恰在于让人们忘掉历史，或者说有选择地记忆钦定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献身”和“牺牲”的人的姓名享有被记忆的特权，比如“张思德”、“雷锋”、“铁人王进喜”几乎成为宣传口径的共名，“新时代的雷锋”、“新时代的铁人”等等荣誉称号就是这一共名的真实写照。在共名之下，别说一介草民，就是第二、第三代献身者和牺牲者的姓名都被共名遮蔽了。人们被告知，只需记住那些共名就够了。这些共名被串接成了“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历史宜粗不宜细”、“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都是这种历史观的经典表述。
这样的历史观顺理成章地要求地震遇难者的姓名自动清零，随同那一片片废墟一同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中抹去，只留下类似于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那样冷冰冰的数字，悬挂在历史教科书中，遇难者姓名背后那些或感人或难堪的经历和遭遇，从而随风逝去，不再叨扰独裁者的美梦。对独裁者来说，抽象的数字比起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名字，更令他们赏心悦目，喜闻乐见。
一个小小的“胡慧姗纪念馆”就让他们神经紧张，欲拆之而后快，由此可以反向推出：守护“胡慧姗纪念馆”就是守护历史记忆，守护活生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的歌或哭，守护血肉之躯的个人价值。如果“胡慧姗”的名字遭到抹除，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最终融入“无名者”的洪流，成为专制祭坛上无名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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