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鲍彤先生在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导言里指出：“‘六四’镇压开了党中央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上行下效，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

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的确，“六四”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过严格说来，鲍彤先生的表述不太准确，党中央用武力镇压公民并不是从“六四”才开始的。应该说，共产党自掌权之日起，就开始了武力镇压公民。那么，“六四”究竟是开了一个什么先例呢？换句话，同样是武力镇压公民，“六四”之后和“六四”之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18年前的“太子党纲领”中找出线索。1991年，《中国青年报》理论部组织了一批中共少壮派官员和学者举行系列研讨会，会后写出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也被称为《太子党纲领》。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

乍一看去，这几句话简直令人莫明其妙。共产党已经执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来了呢？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高举“革命”大旗，不断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冲击；那么，这种局面不是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政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吗？至于说中共实行“骄民政策”，对群众“不敢讲严政”，明显与事实不符，更是无稽之谈。

其实，《太子党纲领》要说的是：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共产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镇压人民。对于来自人民的反对或抗议，共产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由此才能获得镇压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这就叫“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这套理论，在革命时期当然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在“八九”民运中，之所以有很多民众不相信共产党会大开杀戒，那无非是因为他们都想：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人，我们就是人民，你总不能还说我们是“一小撮”，还说我们不是“人民”吧。既然你无法否认我们是人民，既然你们号称是“人民政府”，你又怎么能公开地镇压呢？“人民政府”怎么能公开地镇压人民呢？在苏东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标语“我们才是人民！”，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那里的共产党就象被戳穿骗局的骗子，顿时心虚起来，再也扣不动手中的扳机了。

然而在中国，“六四”屠杀终究还是发生了。“人民政府”公然武力镇压人民！这就不能不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彻底破产。《太子党纲领》意识到，在“六四”和苏东剧变之后，要修补这种合法性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干脆把话挑明，干脆说明我们共产党不是什么人民的政府，我们是统治人民的政府；我们就是要统治你们，别以为你是人民我们就不好意思镇压你。如果说在“六四”前，中共镇压人民还要编造借口，要费尽心机地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那么“六四”就是开了先例，开了编不出借口也要血腥镇压的先例；从那以后，中共镇压人民就用不着再编造什么借口，非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后才敢动手。这一点，看看这些年来中共对工人、对农民的维权活动的武力镇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