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晴
“组织起来”，是我们从小就听、直听到耳朵起膙子的一句话——外加大救星那四个遒劲的大字。谁能没组织呢？少先队、共青团、工会、生产队、居委会……直到组织之终极：亲爱的党。“组织”，就那年头国人个体而言，已经变成与“人道”并列的生存要义：生活问题解决了么？组织问题解决了么？而“终于找到了组织”，几成人生灵与肉，即信念和性命落到实处之度牒。
虽说“组织”“组织”地不离口，但真正知道这具有神力之四字的出处，还是在林彪为自保而高举大救星旗帜，弄得“读某人书听某人话”已成国人常课之后。其实早在1921年，李立三即遵照指示，到安源“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组织矿工”。他找到已在组织（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李六如：“润之派我去安源工作，要利用现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名义，联络地方士绅，争取合法地位，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
至于1925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家回乡组织农民打砸抢烧杀，早已进了教科书。红军开进陕北，1938年延安女界开妇代会、庆祝“三八”节。大救星莅临，讲的也是“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对于本来就有严格序列的无产阶级铁拳，更多了“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一说，其精神实质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教育群众组织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
当然，将“组织起来”与“我党”生存直接挂钩，已是1943年。这回，大救星说的是：“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里说的是生产自救——至于种粮食、纺棉花能否救得了延安，我们另文再议。虽说那时节中共尚不具合法在野党地位，但配以刚刚完成的整风与抢救，大救星居然把蜂拥到抗日旗帜下的左派学生们，牢牢“组织到”他飘著红旗的战车上。待到他的组织拿下政权，将全国资源财富集于一身之后，若想脱离组织（无论嫡系党团、工青妇、人大政协抑或省市县乡镇行政），在中国已是寸步难行。诸位想想，连进城乞讨都得带上生产队的介绍信……套一句80后的流行语：那时节，每个中国人，生，是组织的人，死，也是组织的死人。
正因为对“组织起来”的伟力有如是之认识，如果哪个官办之外中国人想玩个自己的组织，不是别有用心的敌人，还能是别的什么？比如时至今日在台湾还蓬蓬勃勃的一贯道，只因会众过多兼组织严密，早在1949年，在大救星还没登上天安门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之际，就给一举歼灭掉了。艰难地成长于民间，有威望、有资质，曾经在战乱中勉力担当百姓主心骨的其他组织，如城镇的商会、同业会，村庄的红枪会之类，则在“人民得解放”洪流中，一一自动寿终正寝。自此以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给组织到只此一家蚂蚁窝里，在大救星指挥下地覆天翻，直到他自己撒手“组织”。据笔者有限观察，中国平民历时百年的自个儿组织，经1950年代的收编、合并、解散、查抄、取缔之后，直到1980年代中，党和政府恩准正式注册的，只剩下一家：中国鼻烟壶研究会。
到了九十年代，随著社会变革以及对外开放，一个新字眼儿在中国出现：NGO，非政府组织是也。这不是什么新鲜阿物儿，而是人类社会传统悠远的维和维稳之梁柱。也就是说，即使在法治完善、在政府部门受到选民苛刻监督的现代发达国家，纳税人对官员们也不肯倾心相与。他们愿意把自己省下来的钱，交给没有公权可以操弄的人，以成就他们向往的事，比如保护森林、救援伤病、关注难民和孤儿……。对此，政府必须依法全力支援：除了注册手续简便，所有信赖他们、愿意支援他们的企业或个人，所做捐赠均得到法定免税。
中国政府机构虽然无可比拟地庞巨（比如郑州市政府，光秘书处就八个），无奈枪杆子笔杆子护卫之下，那官儿么，你拥我挤地当得实在过于惬意，弄到怎么当下去、并且越当越大，竟成从政第一要义。
百姓怎么办？我们且不说对怒江或者都江堰的保护，不说对严重污染的抗议，不说城市垃圾处置的市民参与，只说我们煌煌人民共和国的立宪与行宪，只说全国高院院长怎么近一半党政领导出身；只说其党组副书记怎么放言“审判工作服务于大局、服务于政治”；只说怎么放胆把进城诉冤公民打死；只说犯罪现场警探怎么看领导眼色取证（或毁灭证据）……。
公盟应运而生。
不错，他们读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他们本该安稳顺当地钻营当叫兽，无奈却为自己抛却不掉的爱心与公心备受煎熬；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一点点知道自己的权利包括公众利益；他们坚信自己国家毕竟有希望、有未来……“执法人员”闯入。
就在昨天，服务于（不受限制地贪渎）大局、服务于（化公为私权贵资本主义）政治的官员已然放出狠话：对“非组织行为”（哪怕参与打砸烧）不追究，并不意味著对“有组织”等行为不追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