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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事微痕》右派子女专集而作
杜光
《往事微痕》的主事者决定把右派难友子女的回忆文章编成专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创意。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卑鄙的“阳谋”，不但把55万（一说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推下社会最底层，受尽折磨，而且祸延家属子女，使他们在20多年的艰难岁月里，备受歧视凌辱。《往事微痕》的这个专集所收集的文章，记叙了反右运动给这些右派子女带来的悲惨命运。在那场劫难中，他们多数还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充满了对未来的瑰丽幻想和美好憧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怀着无限的崇敬和信仰。但是，毛泽东的“阳谋”却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诚如马文都在专集里说的：“在我们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五七年却成了我们家庭恶梦的开始。”他们不由自主地被排挤出正常的社会生活。徐瑗这样形容那个时代的生活氛围：“在这场政治风暴后，歧视、偏见、仇恨，像一股强大的瘟疫在社会中蔓延，侵入人们的脑中，污染着原来纯洁的心灵。”作为右派子女，他们不得不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蔑视和欺侮，在屈辱的氛围里挣扎了二十多年。燕遯符在俞梅荪文章后的感言里说：“一个右派分子罹难，全家遭殃，家人所受之罪还要甚于其本人，特别是婴幼儿子女，注定一辈子要经历不尽的屈辱和苦难。这最叫人心痛，心痛到不忍去说，不忍去想。”(注:本文所引资料和引语,凡没有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专集内的文章.)
生活在“叫人心痛到不忍去说，不忍去想”的环境里，这些右派子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入队、入团、上学、参军、就业、婚姻等等问题上，都无法享受正常的平等权利。赵旭上小学时写着自己的理想是长大后驾着飞机在祖国的蓝天翱翔，少先队辅导员找他谈话说：“你知道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异想天开。”张一华小学毕业时才14岁，就被赶到农场劳动，连初中都不许上；谭松在13岁上初中的第一天便被出身好的同学打伤；马文都在初中毕业后被取消当兵的资格；老柯在初中毕业时名列前茅，同班同学绝大多数都考上高中或专科，他却名落孙山；刘茨利已经被列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却因为“政审未能通过”而入不了团；何蜀也是因此在交了入团申请书后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他初中毕业后，高中“不予录取”，到一钢厂劳动，党委书记交代宣传科长：“对这样的人要控制使用。”这些右派子女长期被排挤到社会边缘，过着非人的生活。唐淼清和马文都、俞梅荪、张一华、徐瑗、老柯等的文章，都记录了他们作为右派子女所经历的曲折而艰辛的苦难生涯，惊心动魄，令人心酸。
在这些受难的贱民家庭中，最值得称颂的是那些顶着“歧视、偏见、仇恨”，含辛茹苦地抚育子女成长的母亲。人类的伟大母性，在许多贱民家庭里得到体现和升华。俞梅荪的母亲不堪生活磨难的压力，想把两个儿子送给姐姐，自己投河自尽。她多次到护城河边徘徊，因不忍抛下儿子而没有跳下去，终于把他们抚养成人。尹华春在文章里谈到，他父亲张绍尧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忍痛和丈夫离婚，这样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巴，保护自己和孩子。”但她又一再嘱咐子女：“一定要找到父亲，重建完整的家。”他们不知道，张绍尧早在1960年12月就因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而死去，抛尸荒郊，骸骨无存。子女们千方百计地打听到父亲丧命的地方，2007年，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到沈阳凌源县哈巴气村的荒野，祭奠父亲。文章记录了七个子女的七篇祭文，椎心泣血，倾吐对父亲的思念，控诉反右运动的罪恶。其中一篇祭文说：“我们虽被压到生活的最底层，但在我们的伟大母亲、你亲爱的妻子的教育呵护下，除了二姐英年早逝，其余的七个儿女全部响当当地立足于天地之间。”徐瑗在文章里也记述道：“面对现实，战胜自我，母亲终于从充满歧视和偏见的夹墙中走出，以其坚强的意志和韧性，倾其一生心血，将我们六兄妹抚育成人。”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冰眉的母亲“在党性与母性之间仍坚定地选择了以前者为重”。在冰眉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是：“母亲凶神恶煞的面容，时刻高举的鞭子，和冰雹般的冷峻言语如影随形。”这种“被‘异化’了的母性”和畸形的家庭生活，是反右运动制造的人间悲剧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冰眉深有感触地指出：“爱与恨的颠倒，应该是毛泽东导演的闹剧中最残忍的一幕。”
专集里的这些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右派难友的子女们如何“经历不尽的屈辱和苦难”，在“歧视、偏见、仇恨”中挣扎成长。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写作者不但从受难者子女的视角，根据亲身的遭遇感受，深刻地揭露了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而且生动地反映了贱民阶级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艰辛的生活形态。这些亲身经历的回忆和切身感受的倾吐，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地位的分野和不同阶级的社会动态，提供了十分难得、十分宝贵的实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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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民阶级，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或被简称为“黑五类”，脱胎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指导，中国公民被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类。被划为敌人的群体及他们的亲属子女被打入另册，自由权利遭剥夺，人身安危无保障，成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贱民阶级。这种做法有什么法律根据吗？没有，宪法没有如此规定，法律也没有这类条文。这就是说，把公民这样分类完全是非法的。“地富反坏”的形成虽然有它的历史渊源，但撇开土改、镇反、肃反时的扩大化不说，即使是对确有罪行的人，也应该依法判处，刑满后就恢复公民权利，不应该终身受到歧视；更不应株连亲属子女，全部沦为贱民。至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敌人的公民，如“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更是于法无据。这些公民被打入贱民阶级，依据的是共产党的文件，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因为毛泽东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好毛之所好，恶毛之所恶。所以，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被划为敌人，沦为贱民阶级，既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产物，也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产物。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划分人民与敌人、制造贱民阶级的理论根据。
除了贱民阶级以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还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另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那就是通过合作化公社化，把本来有产有业的自由小农，改变成为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又没有劳动自由的农奴。当然，在土地改革之后，本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农民自愿的两大原则，适当地开展互助合作,作为一种探索和试验是有必要的。但毛泽东却把这种零散的试验性的经济活动，变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叫做“合作化”。什么是“化”？按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的说法，“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远没有发挥出来的条件下，要“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组织合作社，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就必然违背绝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并且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至于进一步的公社化，就更不用说了。据李洪林在《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一文里透露，他1961年在河北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1962年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大队，对农村从土改后到公社化后的历年产量，都作了调查，“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剥夺，再加上城乡户口的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枷锁里，无产无业，没有人身自由。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家家粮食被高征购搜刮殆尽，粒米无存，甚至连外出乞讨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求生的所有活路都被堵死，亿万农奴成为坐而待毙的饿殍。
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的副产品。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地富”虽然是民主革命的产物，但在民主革命的条件下，他们还存在着定期摘帽，成为普通农民的希望。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们和亲属子女的地富身份被固定化、终身化，成为一种阶级构成。至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也随着“革命”的深化而由一种罪名演变为身份。这个由“地富反坏右”即所谓“五类分子”构成的新阶级，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光谱中十分奇特的元素。收在这本专集里的文章，就是对这个光谱的原子分子的星星点点的描画。他们勾画出来的贱民子女的苦难人生和所感所思，是了解和研究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绝妙素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困难，只要跳出长期被灌输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不难理解，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马克思说得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它的历史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而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幼年阶段，远没有达到“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程度。至于生产关系，就五十年代的社会条件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不要说是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胎胞里连它的影子都没有，怎么会出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呢？就好比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却硬要剖腹生产，结果可想而知。总之，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具备任何社会主义因素，而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又必须以资本主义为敌，这种观念和现实的错位，使“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招来资本主义的天敌——封建专制主义。由于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更使专制主义的复辟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专制主义一旦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召唤，堂而皇之地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产生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毛泽东去世后，千千万万农奴先后冲破人民公社的黑暗统治，实行包产到户，自己解放自己。贱民阶级的解放，则有赖于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像秋风扫落叶，荡平了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建国以前的冤假错案，消除了贱民作为阶级的存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抒写了辉煌的篇章。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贱民阶级也从此结束了它的存在,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丑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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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热爱祖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情怀，提出一些批评建议，或发表一些十分温和的政治见解，却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批判又是如此地无理武断，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无法接受的。但是，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样无理可讲的。毛泽东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斗争和定罪，才真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所攻的那一点，都是歪曲夸大、无限上纲。所以右派难友们在受到批判的初期，几乎都本能地对事实真相或批评建议的本意，作出委婉的陈述和解释。但在批判的强大火力之下，不得不放弃那个实事求是的防线，承认自己确有错误：或发言不妥，措辞不当；或立场不稳，思想不健康，有私心杂念、个人主义、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总之是承认错误，但拒绝承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分。这当然不符合反右指导者的意旨。于是，有组织的批判斗争不断加码，积极分子“慷慨激昂”、“群情激愤”，斥骂被批判者“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恶毒攻击”，“罪恶滔天”，甚至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都搬出来了。不断升温的斗争烈火，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程度，逼得极少数人以死抗争，而绝大多数却只能忍辱含垢，把泼在自己头上的污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接受下来。一旦定罪，所有的个人尊严、羞耻之心，便都荡然无存，时时处处都只能以罪人的面貌出现，甚至对自己的亲属子女也不例外。因为按照政治运动的逻辑，如果否定已经定案的罪名，就是“翻案复辟”、“反攻倒算”，那就不但自己要罪加一等,而且还会增加亲属子女的苦难。难友们很少有敢于冒这个风险的。
在五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几乎所有右派难友都经历过这个斗争三部曲：如实陈诉——承认错误——承认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了解只有不久前去世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衡顶住了各种压力，拒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她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难友）这三部曲的经历，从序曲到尾声，都熊熊燃烧着把右派难友的自由独立精神化为灰烬的炼狱之火，他们的人格、尊严、良知经受无情的煎熬而化为乌有，这成为他们心头的终身之痛。他们只有把这种由无妄之灾带来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记忆里，却不敢向子女透露自己的真实。有些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只能默默地吞咽毛泽东酿成的苦酒——那是罪恶之酒，灾难之酒。
正是在这种反人性、反道德、无法无天的政治专制主义的操控下，右派难友的子女只有可能接受官方的理论和逻辑，把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获得知识的唯一来源告诉他们的，就是“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因此，他们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划清界限。就像赵旭所写的那样：“每次填表时都要违心地写上与剥削阶级家庭或剥削阶级父母划清界限等等话语，唆使子女去揭发批判父母的所谓罪行。”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本是和睦的温暖的家庭丧失了感情的维系，就像马文都所说的，“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中华民族传统的亲情、人伦，都被撕裂得粉碎不堪。
难友们的子女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霜雨雪之后，终于认识到反右运动的反动本质。最有代表性的是晋红的看法，她说：反右运动“是对忠诚的诋毁，对人性的践踏，对信念的摧残，对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葬送。”尹华春记述的一篇悼词里的说法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是对真理的背叛,是对历史的奸污,是对人类的犯罪.”与看清反右运动本质的同时，这些子女也终于了解成为右派分子的父辈的真诚品格和赤忱胸怀。徐瑗说：当她在1979年看到父亲的改正结论，了解了父亲当年的“八大罪状”时，“我不禁仰天长叹——原来我有这样一位有胆识、有睿智的父亲！原来反右运动是如此荒唐而残暴地迫害忠良。”许多难友子女既为父辈的苦难而痛心，也为自己长期以来没有尽到为人子女的责任而悔疚懊丧。李英说：“一见到满头白发的父亲，我突然会有一种愧疚感，我为自己年幼时对父亲不近亲情的作为而深深地自责。”这种精神的创伤，给右派子女们留下难以解脱的终生的痛楚，诚如巫一毛所说：“这是一个永远的痛。”另一方面，他们对父辈的理解，则成为激励他们开创未来的精神财富。如李英在深深自责之余说：“我现在对父亲充满敬重钦佩之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父亲深感自豪。”刘茨利说：父亲“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几十年逆境中从不颓丧的生活勇气，他在长期寂寞中不坠青云之志的风骨，令我们兄弟姐妹心仪神往，永志不忘。”殷越在与父亲遗体告别时说：“爸爸带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是永生永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感记忆和精神财富。它将照亮我们余生没有你在身边的漫漫长夜，将抚慰我们余生必须坚强忍耐的寂寞和伤痛，将给予我们余生好好做人好好生活的支撑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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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二十多年磨难的难友子女，对当年的反右运动有着切肤之痛。在右派得到改正的同时,他们也摆脱了贱民阶级的阴影，成为堂堂正正的公民，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当他们回顾那凄苦艰辛的岁月时，想起父辈所经受的无辜厄难，而有关当局至今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彻底平反右派问题，不道歉，不赔偿，却又感到愤愤不平。尹华春无限辛酸地感叹：“两张纸就这样随便地交代了一个精英的毁灭！”（指改正通知书）“那么轻率不负责任，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简直是戏弄人类的智慧，简直是嘲弄历史的尊严。”晋红也说：“一顶‘右派’帽子，殃及一个家庭；一场‘反右斗争’，改变了多少人、多少家庭的命运啊！我们可以不再追究当年政治斗争的残酷，然而我们不能理解时至今日仍然对此讳莫如深，不闻不问。”彭志一在文章里对拒不改正他父亲彭文应和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等五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他说：“中共对此五人不予改正，从而将他们放在反右运动的‘祭坛’上，企图用此来证明‘反右斗争的必要性’，以掩盖毛泽东犯下的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制造55万以上知识分子遭难的近代特大冤假错案。这实在是强词夺理、欲盖弥彰之举，已经成为政治上的笑话。”他还坚决表示：“我将继承父亲的遗志，努力奋斗，始终不懈地参加千千万万个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还公道的行列，为构建民主、自由的和谐社会尽力。”
批判反右运动，为父辈讨回公道，是难友子女们的共同心声。冰眉引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话说：“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暴行。”谴责反右运动这场政治暴行，为受难者彻底平反，索取赔偿，并且总结应有的教训，以杜绝再次发生类似悲剧的可能，是每个右派难友和子女的权利，也是他们对历史应尽的社会责任。叶孝刚难友曾在文章里一再提出，希望右派后裔能够坚持右派前辈的事业，“坚持法理，否定反右，遵循宪法索赔”。（见于《往事微痕》叶孝刚专集）难友子女们对反右暴行的不妥协的坚定立场，是对叶孝刚的最好的回答。
通读这20位难友子女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欣慰地说，这些从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奋斗出来的孩子们，已经成长为心智健全、目光远大的当代公民。贱民地位的历史磨难曾经给他们带来痛苦，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清醒地、坚强地面向未来。恩格斯说过一句富于辩证色彩的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我认为，这个历史辩证法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于个人或某个群体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来考察。冰眉的文章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常咀嚼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它在提醒我，今后的人生立足点不会仅仅回顾过去的辛酸，还会正视‘正在进行时’的灾难，以及对‘将来时’的一份责任。”正视现实的灾难，承担对未来的“一份责任”，是右派难友的子女们对父辈的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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