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
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我是来赞美张海超的。
张海迪曾经是80年代的一个时代偶像,被誉为新时代的“活雷锋”、“当代保尔”,在20多年前的狂飙突进时代,是无数青年的精神动力和励志榜样。尽管如此,但看到“雷锋”、“保尔”这样的词汇您就可以知道,张海迪成为时代人物,从根本上是官方萃取的结果,通过选择、宣讲、巡游等等,实质是一个官方偶像。当然,政治还具有挟裹一切的能力,社会场域发育极为不全,也是80年代重要的时代特征,张海迪正是体现了这种时代性,因此,也不必苛责。
好了,接下来我要说说张海超。为什么我要说张海超超越了张海迪,他身上究竟又具备怎样的时代性?
张海超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尘肺病患者,然后获取应有的补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经过层层曲折之后,最后采取了”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尘肺病。按理说,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出的选择,究竟会“伟大”到什么程度呢?可问题不是简单!倘若你正准备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以及这整个制度链条都在和你作对。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这其实就是要用人单位“自证其罪”,让那些效益至上的高污染企业,有道德、有良心,你说可能吗?因此,这种情况下,张海超所在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漠视其权益才属正常,事实上,非只漠视,。“今年(2007)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已被证实)
而被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授权的发言人光在省说,《尘肺病理诊断标准》规定,只有外科肺叶切除标本和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才能作为参考依据,至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被特地注明不作为参考标准。这其中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在医学上并不难鉴定出来的职业病,即便人家“开胸验肺”了,他也是可以“合法”的不予以承认的,这就可以看到,这种完全具备垄断权力的职业病防治所,做出的事情可以荒谬到何种程度。
从上面看到的制度困境就是:是到职防所鉴定需要用人公司开具证明,二是职防所竟具有完全的垄断权力,以至其他的医院都不能参与。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相对于张海超这个农民工而言,这种职业病的检测费用非常之高,从2007年维权求医以来,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这个农民工家庭早已家徒四壁,债台高筑!
说了这么多沉重悲伤的话,我只是想说明:
张海超真是一个奇迹,在面临着不良制度和邪恶人性交织而成的巨网前,以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完全合乎法理人情的方式,坚持甚至到了执拗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一刻的退缩。你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坚韧!
中国目前有60多万尘肺病人,而这仅仅是在国有职工健康普查率不足20%,更有无数农民工未纳入健康普查得出的结果,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大的群体,这千千万万的张海超们?又有几人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呢?他们中绝大部分难道都不是只能选择默默忍耐,忍辱偷生吗?或许还有极少数的人,冲冠一怒、血溅五步?
这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话,当一个制度链条和败坏人性交织,所呈现的力量无比巨大,那么,你所要进行改良的空间就会相当之小,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退让,忍辱负重,还有极少数的人可能会选择冲冠一怒,“以暴易恶”,长期以往,只能是矛盾累计越来越多,到最后大堤决裂,而陷入革命暴力的狂潮,于进步于事无补。而像张海超这般,能够选择温和的、非暴力的,完全合乎法理人性的,却是坚定的,甚至是执拗的,捍卫自己的权益,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罕见的品质。
如果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转型时代,那么,这个转型成功的标志,一定是形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而公民于公民精神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守护自己的权利,哪怕他们面对的权力有多么的强大;他们温和,理性,却绝对不妥协退让;他们富有激情,却绝不激进,反对以一种新的暴力应对现有的暴力和恶劣。他们就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同时也缓慢却卓有成效的推进制度改良,社会进步。
“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正是这么一个好榜样,也许他并不懂这些文绉绉的理论,却用最坚实的行动兑现了这些宗旨,而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每个公民之合力,推进这种无良制度链条的改进,推进《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葺。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张海超,这句话的含义是,无论官员何时平民;无论赋予还是贫穷,我们都可能成为某些不合理制度和无良权力者的受害者;
我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张海超,这包含期许和鼓舞,当我们面对某些不合理制度和无良权力的侵害时?我们应该知道,张海超般的“开胸验肺”虽然悲壮,却是一个公民所能采用、所能坚持到底的最好方式!
所以,我要说,在这个时代,“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超越了张海迪,对了,忘记说了,张海超生于1981年,我们都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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