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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大之后，面对越反越腐的吏治，决心再掀反腐风暴。用胡锦涛二○○九年一月份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上的话说，叫做“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而后诸多腐败案件如国美黄光裕案件涉及到数名高官，又如深圳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可算颇有斩获。然而，仅仅武汉的一个经适房被官员以摇号形式侵占，全然击碎了胡的宏图大略。
在武汉市长阮成发公开指斥下属造假并誓言打造法制政府和阳光政府之后，江苏网民跟帖痛骂：“装B，估计自己的口袋已经装满了，该出手了！”对于另一个被广东省妇联拒称有关系的《家庭》杂志百万元水果发票事件，山东网友讽刺道：“妇联，干吗的啊？拉皮条的啊！”由此两个细节可见中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因为武汉市长的表态毕竟是积极的，而广东省妇联只不过是《家庭》杂志的挂靠单位。
贪婪无止境，心理素质差
一般来讲，贪污腐败的官员是胆子大、手腕黑、工心计。事实上，九成以上的贪官心理素质极差，一旦遭到调查就向纪检人员下跪求饶。在其案件未发之时已是心理疾病严重，唯恐自己贪得少被同僚讥笑，唯恐抢占公有资源速度慢、手腕低被周围的人认为能量不高。
发生在武汉的经适房舞弊案，有居委会、街道、公安、民政多个部门参与其中帮助造假。事后，以上各部门负责人均推说：“又不是我一个单位促成的。”言外之意，是法不责众。最令外界不齿的是，在五千多人参与的摇号中，能出现六组连续号码一起中奖的概率是千万亿分之一，“其精确度相当于用步枪瞄准月球上的一只蚂蚁，并且开枪打中了”。一位给中纪委写信的武汉市民如此比喻道，“青天大老爷们，你们也知道月球上不可能有蚂蚁，也知道步枪子弹打不到月球上去，但对于武汉经适房摇号六连号中奖的奇闻，我实在找不出更形像的比喻来！”
发生在广州的《家庭》杂志开百万发票报销公用水果丑闻，每张发票的金额均为九万八千元。且不说一年里一个小小单位吃不了百万元水果，就是吃得了，也不可能到四星级宾馆开发票。“利令智昏，史所未见”，一位中央纪检高官在看了内参文件后如是批示。民间观察家则严肃地分析道：“从高考加分到经适房作弊再到百万水果，不只是中共无信任度可言的问题了，而是说明整个官场的心理病态。”
盛行“窥奸妇”，皆为“双面人”
深圳的许宗衡高调称“做一个清廉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和骂名”，而私下里纳贿、玩女人、买关系无一不为。有知名民间学者在长篇政治分析论文中称此现象为“窥奸妇政治”。
“窥奸妇政治”源自明代高腐败时期万历年间学者型高官徐有谟的总结，他在自己语录体着作中写道：“一手诘盗，一手窃盗赃，故前盗死而后盗生；一面惩奸，一面窥奸妇，故此奸伏而彼奸犯。”中共统治里面对“窥奸妇政治”最经典的诠释是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目前最典型的现象又是“反贪局长变成贪污犯”。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穆新成被查出有个人资产两个亿，其来源多为“以办案为名敲诈（矿主）”所得。类似事情在山西省不是绝无仅有，早在十多年前，汾西县就发生了“贪污犯当上反贪局长”的丑闻。当时，江泽民闻听此事，亲自批示公开报道，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厉声地说：“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吊诡的是，此后他本人则成了中国卖官集团的总代表与“双面人”的总代表。而且，日后被审处的诸多反贪局长贪污受贿案的案主，其主要作为大多是在江泽民时代，如云南昌宁杨正良案、江苏南通朱泉案、湖北黄冈陈友斌案、辽宁盘锦黄建春案、广东江门谢建卓案、山西太原贾军英案，凡此等等。
纪检高层不愿披露姓名的人士指出：中央现在掌握有“四个四分之一”的基本数据：即有四分之一的省级反贪局长可以立即双规，有四分之一的市级反贪局长的财产超过一个亿，有四分之一的县级反贪局长有黑社会背景，全国四分之一的各级反贪局在承办反腐案件中有刑讯逼供与敲诈勒索行为。前三个四分之一外界无从证实，但最后一个四分之一确有案例可证。比如，江苏赣榆县反贪局长率办案人员对案犯（县供电局副局长）梁继平采取打耳光、脚踩大腿等直接殴打措施，还罚梁做蹲下起来、仰卧起坐等高强度动作，最后致梁死亡。
常委一小弟，身家十四亿
面对越反越腐的惯性，胡锦涛确实深有“狂车朽索，利深祸速”的压力感。最近，经政治局会议批准，最高检公布了新的举报办法，该法规定：举报贪腐案件，举报人可获追缴赃款百分之十以内的提成。但是，这项官媒称为“低调公布”的新规定引来一片嘘声，因为“反腐败不可能反到常委那一级，到副国级（指常委），天大的事儿也免了。常委的亲戚也跟着沾光”。
百姓朴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某常委的胞弟靠其长兄的关系，从乡办厂业务员混成正处级的地级市区长，边做官边经商边收好处费，身家渐累积至十四亿人民币。该常委小弟的文化程度偏低，可谓“初中毕业，小学文化”，但官场得意，介绍一名与自己同级官员见其长兄的政治秘书，居间收费一百万元。若帮意欲交结其兄或其兄周边要人的商人，则收费三百万到五百万不等，这还不算拿到对方近乎白送钱的厚利项目。百姓不满，就编造了该常委小弟曾放过羊的故事以示讽刺。而知情人则明了：朱镕基批示抓捕的该常委小弟当年的顶头上司、一位市委书记，正是为该人走私当了替罪羊。
中共各级官员平均财富达到何种水平，一直是百姓的“竞猜题目”。一般认为：正县级（书记、县长双首长，下同）约为一千万元，正市级约为两亿，正省部级约为十五亿。此种估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了中共体制内是越往高层贪得越多。
一党专政，谁也监督不了谁
自年初胡欲“取信于民”以来，体制内智囊人物们颇献奇策，如提高地方纪委书记在党内的排名，使之高于政法委书记。至于效果，“眼前管一阵儿用”而已。中央党校的陈述教授日前公开对媒体讲“六太”监督悖论，其曰：“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组织监督太短，法律监督太晚。”
信任危机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是个现实逻辑，如六月中旬接连发生的江西南康家具业主抗税案与湖北石首公民自发为非正常死亡厨师抗议案，又比如七月中旬发生的武汉锅炉厂职工因生存权益堵路案，此中“借机表达不满”的因素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因此，国外有亲共的学者极力提醒中共高层“要正视网上群体事件”，又云：“网上群体事件的一呼百应现象，如果引起地方骚乱此起彼伏，势必让当局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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