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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奇低?
日期:8/3/2009 来源:荆楚网 作者:秦晖

秦晖


这一轮经济萧条发生以来,“Chimerica”现象成为当今世界上议论的一个热点。但在我国,这个说法同所谓“G2”说一样似乎主要被视为中国地位提高的标志,于是讨论集中于我们为此应该牛气起来摆出经济强国的姿态呢,还是冷静地看到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小心不要被这种“抬举”所迷惑甚至“捧杀”?

但是其实,“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今全球化经济中最醒目的一道风景,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互补”机制本身的特点,而不在于互补双方实力的评价。即便在“Chimerica”一词的创造者弗格森那里,它的意思也并非是说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外需”,于是双方便形成了“互补”。这与实力地位上双方是否旗鼓相当,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前的泡沫时期,美国人从这种“互补”中得到了“高消费”,而中国从中得到“高增长”,但双方在各得其所的同时也已经有了牢骚:“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危机一旦爆发,双方的抱怨立即升级。然而奇怪的是:双方的互相依赖似乎也明显升级:美国的消费窟窿越大,越希望中国增持美债,给他们填窟窿。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过剩危机越严重,越希望保住外需。于是一方面加强出口退税使产品更廉价,以适应美国因危机降低了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冻结劳动合同法,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持“竞争力”,但消费不足却因此更难改变。

于是美国何以“高消费”、中国何以“低消费”便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前曾指出:美国这些年来的“过度消费”现象既不能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用观念上的“西方文化”来解释,它表面上的原因是美元的透支功能,而深层的原因是民主制度下“反向尺蠖效应”形成的国民“自由福利双膨胀”带来的消费激励。

而中国的低消费率则可以用相反的原因来解释。

我们先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上看。中国经济由于前述与美国相反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消费率相对于投资(含储蓄)率一直偏低。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下,而投资需求又比消费需求高。“低消费,高投资,低产出”的结果是消费虽低,产出却并不“过剩”,甚至还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下常见的短缺经济状态。但是转入市场经济后,投资产出效率提高,便逐渐转为“低消费,高投资,高产出”,出现了通常所讲的“过剩危机”的形成机制。然而这个机制的作用能发展到哪一步,却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本身。

纵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消费率与“过剩”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它除了与经济形势及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关外,还与政治演变有着一般“纯经济学家”不大注意的有趣关联:

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由于“文革”时期的严厉专制松弛,宽松气氛下禁欲主义消退而消费欲望复苏,同时经济市场化程度尚低,尚未形成经济过剩的机制。因此这时一方面延续着计划经济以来的短缺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居民消费率却比改革前大为提高,1981年达到52.5%的空前绝后水平。这个时期中国的外贸也一直是逆差,完全没有“外需拉动”的情形。

1987年,当时的青年学者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外向型出口拉动经济模式。但是当时中国“内需”正旺,王建为实现他的主张而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一项就是要求政府“控制国内消费水平上升速度”,以便腾出产能用于出口。这个建议被采纳。但是在1980年代末的政治宽松空气下,内需并不容易压抑,“控制”两年后消费率反而从49.89%微升到50.91%。

然而1989年后政治条件明显变化,消费率即从这年开始掉头向下,从1989年的 50.9%,连续5年急跌后,到1994年就跌到了43.5%。这个时期的市场化进程,在许多阶层(主要是弱势阶层)1989年后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下明显加快,“原始积累”高歌猛进,几年前王建想压也压不下来的消费率,如今不用压就掉了下来,而且很快变得“拉”也拉不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时也历史性地由短缺转为过剩,而且过剩的程度发展很快,在1994年已经出现了过剩危机导致经济“硬着陆”的危险。

但是恰在这时“外需”大显身手,1994年人民币汇率大调整后中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了“双顺差”大国。大量外需消化了过剩危机导致“硬着陆”的危险,保证了经济平稳发展,也使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点。

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面临压力,从此“拉动内需”之说响亮起来,到现在已经响了10多年。这个时期虽然拉动很吃力,但内需大体还能维持一个稳定水平,2000年居民消费率为46.4%,还略高于1994年。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后,“低人权优势”的巨大“竞争力”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经济进一步加速,“中国奇迹”更加耀眼,而经济的外向型特征也大大突出。外资潮水般进入,出口爆炸式增长,“双顺差”乃至“三顺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同“误差与遗漏”项)越来越突出。然而在这一切成就背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却前所未有地大幅下滑,从2000年的46.4%滑到了2006年的36.2%,2007年更跌到了35%的新低!很少消费的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产品送到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去换“绿纸”,到“全球海啸”时已经累积换了两万多个亿!“绿纸”不知放在哪里好,于是大买美国国债。中国成了美国在全球最大的债主,为填补美国“过度消费”的窟窿作出了最大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横向的比较:

应该指出,近几十年来走出口拉动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不只中国,尤其在东亚、东南亚,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的现象在不少“新兴工业化地区”都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些经济体在这个阶段的消费率也不高,但却远远没有低到今天中国那种程度。如日本在这个阶段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马来西亚1990年为51.8%,泰国1990年为56.6%,台湾1980年消费率也有51.5%。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

还有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常成为与中国比较的对象,但印度1980、1990与2002 年的居民消费率也分别达到72.1%、61.7%和64.9%。印度虽然并非高顺差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但在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率也比较高,从 1980年代的20%左右,上升到2008财政年度的39%,在年经济增长率提高到9%的同时,居民消费率也从1980年代的70%80%降到2008年度的54%。可以说,高积累率推动高增长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并非哪个国家独有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也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分。最近这些年来印度居民消费率虽处于历史低位,但仍比中国高得多,而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比中国稍低一点儿。

最后,同样作为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东欧诸国(即所谓“新欧洲”国家)制造业也很发达,转轨后向西方出口制造品也有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在民主制下进行转轨的国家,与中国的明显不同在于它们的居民消费率提高得很快。反映在外贸上,就是中东欧转轨国家的出口明显增长的同时,它们的进口同样在增长,甚至增长得更快,以至于不时出现外贸赤字。由于转轨期民主制下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现象,欧盟也有劳工标准和福利门槛的要求,东欧并没有像“剧变”之初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外资争相涌入、血汗工厂的廉价商品洪水般涌出,而国人却消费很少的“中国现象”。在市场与人权都“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它们的GDP增长率没有中国高,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增长之列。而它们居民的消费水平、社会公平程度与社会保障都比我们强得多。当然它们的经济也有问题,然而却与我们相反(与美国倒有点类似):它们的问题不是“内需不足”,而是“内需过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也受到这次危机的感染,然而其表现也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

总之,无论就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纵向分析看,还是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及经济体的横向比较看,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还有些人说儒家文化有高储蓄传统,也会压低消费率。同时不言而喻的是,居民消费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处在上述几种因素影响下的国家消费率低一些是正常的。很多穷国与经济停滞国家积累率低下,一点点产出吃光了都不够,居民消费率显得奇高,这同样是一种病态。

但是无论如何,像我国如今这样奇低的居民消费率,无论与东亚、东南亚那些经济发展模式与我国类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相比,与印度那样同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相比,还是与“新欧洲”那些同样发生了经济转轨、并且增长率也很高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甚或与文化传统相似的韩国、台湾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要明显地低得多,在国际国内这都被认为是不正常。而且造成这种奇低消费率的原因、至少与上面提到的那些类似国家相比,不能用上面列举的那些因素来解释。显然,这只能与我国独特体制下“低人权优势”造成的尺蠖效应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就不能仅仅在经济政策上做文章。最近陈志武教授指出:民主才能拉动内需。我以为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够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逐步改变如今这种依靠“低人权优势”展现“竞争力”、GDP增长虽然迅速但成果分享方面的缺陷却日益严重的状况,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内有凝聚力、外有感召力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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