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中国政府被漫天飞舞的“谣言蝴蝶”折腾得很累很辛苦，而且折腾的结果是“武警军人满天山”的风景问世，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和谐盛世”黯然失色。

“谣言”风行的和谐盛世

最著名的“谣言蝴蝶”当然要首推引致广东韶关维汉冲突的传闻。这只“谣言蝴蝶”有两个品种，一是“汉产”，称该厂发生好几起汉族女工被维族人强奸；二是“维产”，新疆维人当中流传的是300多维族姑娘在韶关被汉人强奸。尽管“官方版”一语定乾坤，说是汉族女青工黄翠莲误闯维族男工宿舍而发出的一声尖叫，导致维人强奸汉女的谣言传播，但因其发布方式诡异（只用英文对外发布），闻者大都心存疑窦。

还有一只劳民伤财的“谣言蝴蝶”，即引致7月18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的“钴60泄漏”传闻。据说这次逃亡起因是6月12日该县一家大蒜加工厂使用放射性原素钴60操作失误，引发钴泄漏。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是：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民众并未马上大逃亡，直到7月17日有人发现县地稅局长举家往郑州“避难”，才引发这次逃亡潮。逃亡场面蔚为壮观：路上塞满了汽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通往邻县的路口则是试图拦截民众进入的邻县官员，原来热闹的杞县顿时成了一座空城。

再观察其它群体性事件，如去年的瓮安事件，今年湖北的石首事件等，在事发之前，几乎都有各种传闻——即政府所说的“谣言”不胫而走。而每只“谣言蝴蝶”几乎都会扇起一阵狂浪，引致民众积怨大爆发。

跟着“谣言”走，缘于政府丧失公信力

从“谣言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就可以掀起滔天恶浪这一事件本身，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控制信息引起的矛盾：一方面，公众都被“信息饥渴”煎熬——这种“信息饥渴”，并不是指官方不公布信息，而是人们不相信官方选择性加工后公布的信息。另一方面，民众的情绪与事件在“谣言蝴蝶”扇起的风中渐渐发酵，最后会发酵出一个什么结果，很难预测，自然也很难“预警”。以河南杞县80万人大逃亡事件为例，尽管当地民众一直担心钴泄漏事件的危害，但当地政府一直未正面回应事件，仅强调“不会有事”。这种语焉不详的信息只会使民众疑虑加深，并逐渐发酵膨胀，“地税局长全家出行郑州避祸”因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因“信息饥渴”而导致“谣言蝴蝶”满天飞的情况在中国并不罕见，前不久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腐败案案发后，中国的传媒与网络因缺少公开信息而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许宗衡情妇是谁”的竞猜游戏。

往深里推究，人们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政府信息，其实缘于政府丧失了公信力。这当然怨不得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长期以来肆无忌惮的集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

管制媒体的结果固然可以愚民，比如让国民与外部世界处于信息隔离状态，相信威权政治于中国是必要的，如同《金融时报》6月16日一则消息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在‘金砖四国’（还有俄国、印度和巴西）中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印度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且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自由政治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其副作用必然是小道消息（或谣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无信、官员失德，民众宁可相信小道消息而不肯相信政府过滤后发布的公开信息。

互联网时代使得政府控制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阻碍民众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政府殚精竭虑，一是投入巨资建立了巨大的“防火墙”（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二是组建了“五毛党”以引导舆论，“喝采党”从旁策应；三是无限制扩大“国家机密”的范围，最近甚至将央视女主持王小丫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结婚的事列为“敏感消息”，规定媒体不得打听与采访；四是积极抓捕“造谣者”。“诽谤政府罪”这条法无明文的罪名已经屡屡用来惩治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的升斗小民，但结果还是无法阻止不利于政府的各种“谣言”传播，一旦有事发生，小道消息往往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催化剂。这就是中国政府从3年前开始制订各种繁杂的“应急预案”，却无法阻止各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当政者而言，愚民虽“好”，但非长治久安之策。生活于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直面现实，正视人民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