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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桥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少人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将开创一个新的“朝代”，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于是有了周期率的担心。黄炎培老先生带着这个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60多年过去了，虽然人亡政息还没有变成不合时宜的问题，中国的精英们对民主却有很多诠释。没有人说1）民主不是好东西，但是对2）什么是中国的民主（刘熙瑞：中国民主模式确立仍需融合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许耀桐：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五大”特色）、3）民主是不是中国的好、4）西方民主是不是很槽糕（赵大可，方民主之病、刘学伟：我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深层缺陷、张维为：“实事求是”让西方民主难以忽悠中国）却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早在1989年，杜润生先生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要遇到的困难做出了预测，他说，“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中国的市场关不能不说没有过好，但是，在过市场关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来解决。但是，在如何过民主关的问题上，“怎么过”的问题被“用什么过”的问题给绑架了。所谓“用什么过”的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要不要通过西方的民主方式去解决自己在治理中遇到的困难。这场辩论可以说一直持续了20年，直到今年的两会，上上下下还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人大和“一府两院”关系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多党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用什么过”之所以可以囚禁和折磨“怎么过”是因为前一个命题的吹鼓手可以拉大旗作虎皮，把后一个命题的解题人成功地描述成西方民主这个“洪水猛兽”在中国的内奸。执迷于“用什么过”那些精英还成功地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肢解了改革的需求，熟练地把民主的普世价值与民主的技术程序混为一谈，蛊惑人心地鼓吹中国已经有了可以取代在世界各地遭遇挫折的西方民主的国产民主。
民主的本质毛泽东跟黄炎培讲的很清楚，那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老人家没有能够创造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督政府的办法，于是，在看到政府不再为人民服务之后，他没想到选举，却看上了造反，于是举国上下，红卫兵和那些曾被政府欺压的人用大字报、口号、人身攻击、抄家、拳头和其他所有可以用的上的造反手段把中国的官僚政府掀了个底朝天。他老人家还不念念不忘地说，这样的“革命”必须七、八年就来一次。其实，在固定的时间，通过既定的程序公开地改组政府和立法机构并以此实现人民监督政府的目的就是民主的所有含义。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民主的重要性，只是没有能够拿出一个既可以监督政府但又不搞乱国家的还可以操作的民主程序。他老人家靠造反起家，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从来没有想过票箱子在和平年代是解决合法性和改善治理的更为有效的办法。
2003年．湖南省的纪委书记孙载夫在《瞭望》发表文章，说“市场关和民主关是躲不过去的，要主动闯关”。在谈到如何闯关的问题上，孙先生写到，
邓小平同志指出：“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可以说，没真正的民主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权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但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民主选举并不等于普选。在我国，普选的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如果仓促进行，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当前要做的工作主要是认真贯彻落实《选举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逐步推进和扩大民主。推进民主选举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种根本性监督措施，可以设想，一旦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权真正深入落实，领导干部真正由群众来选举，那么必将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把注意力集中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必将从根本上保证权力自觉服从人民的意志，积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关于如何闯关，如何落实民主，怎样搞选举，中国过去有过失败的尝试，最近有过成功的经验。失败的那一次是指1912年中国进行的唯一一次全国直选国会代表，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被刺杀，中国的宪政民主不久就被战场上的厮杀所替代。成功的那一次指从1988年开始的村委会直接选举，20年下来，这场涉及9亿农民的选举从开始无人相信它的真实到今天大多数农村村民积极投入，让很多人产生了中国民主正从基层走向高层，从非政府职位走向政府职位的幻想。彭真和温家宝对中国选举的走向的生动描述更让关注中国民主化的人想入非非。
在中国，搞高层的选举条件还不成熟，底层的选举搞了20年没有往上走，与此同时，反对选举的人对理念上的高层选举和实际中的基层选举都极尽攻击之能事（见关中人“反唱《选举之歌》”对这些攻击的总结）。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为中国的选举献计献策。1998年四川遂宁步云乡的乡长直选可以说震惊世界，不少人预测步云实验的意义与小岗村当年勇敢地包产到户同样重要；2003年，一直在探讨中国政改路径的晨风先生提出了“改革中国选举制度的设想”；2004年，参与过中国不少次基层选举试验的李凡先生也提出“如何改革中国的选举制度”；2005年，“全国人大高调修改选举法”，又让人们对中国的整改浮想联翩；2006年，“选举成了美国对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手段”，中国各级领导谈选色变；2007年，北京市委党校的袁达毅教授写了“中国选举制度改革论纲”，2008年，选举的事被雪灾、地震和奥运取代了，甚至有人提出，成功抗击地震和顺利主办奥运会彰显了中国民主的巨大能量，有没有选举并不重要；2009年，清华大学的贾西津教授写了“认真对待中国的民主”，大胆提出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改革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从而使中国各个级别的人大代表可以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去议政和参政。
当然，也有很多人并不认为选举是中国闯民主关的唯一路径。温家宝著名的中国民主的三根支柱分别为基层选举，司法独立和人民监督；政法大学的成小霞2008年在北京演讲也提到一个中国民主改革的三个要素，一是国家的司法要独立，二是政府的信息要公开，三是管理必须量化和标准化；中央党校的李君如认为除了审慎改革和扩大选举之外，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复旦大学的郭定平说，中国的民主只能走“制度积累和渐进替代”之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加拿大学者贝丹宁别出心裁，说中国可以利用自己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儒家民主制度，包括通过考试任免政府的要员。
中国无论现在算不算崛起，是不是大国，“民主关”肯定是要过的。因此，我们必须放弃对“用什么过”的争论，而更多地研究和探讨“怎么过”的问题。这大概也就是胡适先生一直提倡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务实精神吧。我们首先要做起来，要把中国的民主做真才能去说西方那一套民主办法对中国是有用还是没用，诚如贾西津在她的文章中所说：
停留在意识形态层次，争论是要“西方式民主”还是要“中国式民主”，其实是一个假问题，比如美国就不是“多党制”，英国就不是“三权分立”，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是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一种民主模式也不是一个动作可以完成，民主需要程序、科学、实践。我们用口号对待民主，很简单，“民主”只是不会产生它应有的养份来反馈我们。所以，在争论中国的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更具优越性之前，先让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力，把中国的民主做真。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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