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中学红卫兵有过错，那么事实上后来的知青也献上十年最好的青春赎罪了。

又哪里只是十年宝贵青春呢？且不说那些实质上的无法挽回的伤害，譬如知识的贫乏（他们中大部分的教育横遭腰斩，就此永远定格在了初一、初二－－高三）、学习能力的缺失、身体的病痛（当然有受伤病痛的，譬如：女生在每个月的几天里是一样要下田劳动的，甚至，有的连草纸也买不起）；他们被迫建立以服从政治为一切的价值体系，以自保为唯一目的的生存法则。

而在心理行为上，他们踏上社会之路遭遇当头一棒的阴影将贯穿在余下的所有岁月里，直至寿终正寝。梦中还会记起小芳吗？

当然，不幸丧命在广阔天地里的人早就遭人忘却了，即使亲戚也早已歌了。如果还被人模糊记得，那也只是《同学录》上的一个名字，周围还要围上黑框，表示潜伏地下。

而且，中学红卫兵只是占１９５５—１９７９年下放的三千万知青中的一部分，这个只要稍稍算一下年龄就明白了。有的知青在文革前几年就下放了，有的知青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还在幼儿园，他们难道也是文化大革命必须的祭品？

尤其奇怪的是，有些人在肆意谩骂红卫兵的同时，自己却兴抖抖摇旗呐喊、列队杯葛超市家乐福，主张采取如下的爱国韬略：偷偷把冰柜里的食品扔在墙角落里任其腐烂。

唉，如此下三滥，一代不如一代。

七、文革后中学生是怎样上山下乡的

如是我闻：

１９６８年夏，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已经基本结束，各地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桃子也分配殆尽。后来革命的事情其实已经和百姓的参与无关，其实本来也无关。

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虽然工宣队员们刚刚从武斗战场上下来，硝烟还没有洗干净。就有小道消息传出，所有的中学生全部下放！一刹那学生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和如今一样，谁都知道，小道消息就是大道消息。而且很快就从工宣队（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得到了证实。于是，家长和学生开始了可怜的效果甚微的抵抗。

可以想见的办法之一是申述各种理由，譬如独子、三房合一子、学生从小有病、家长已经病入膏肓，等等等等。

当这一切理由在最高指示面前蚍蜉撼树，少数根正苗红的学生就连夜逃亡，企图躲过运动风头。根据历史的经验，运动总是一浪一浪的，只要想法躲过去，等到将来说不定就风平浪静。然而，这一次似乎没有成功，低估了新生的革委会的革命决心和能力。

首先是泱泱大国竟然无处可躲，身逢其时，全国都在动员上山下乡，看见学生摸样的就是可疑对象。各地旅馆、招待所的革命职工和民兵，各地居委会小组长刚刚经历过文革大风大浪的锻炼，阶级斗争的一根弦绷得紧紧的。破坏上山下乡是何等可怕的罪名。

第二，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各地的经验是办娘老子的学习班，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子女回来迁户口了，学习班就胜利结束了，毛泽东思想就又一次胜利了。办学习班，这是个好办法。全中国没有人敢带着户口本饿着肚子举家潜逃的，每个月的粮票要不要？

眼看这两招没用，只能步步为营退而求其次，另想他法。能去郊区的就尽量去郊区，不能去郊区的就去近一点的县区，再不然就要求去好一点的公社、好一点的生产队。

老百姓嘴上说的当然是积极响应最高指示这一套，心里却没有人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一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和做法。好在这决定权在革委会和工宣队手里，于是当然是找关系、通路子。

有极个别的学生病留，极少数的去当了兵，几年以后复原就留在了城里。十年后，等到他们的同学们灰头土脸上调回城，复原的革命军人同志早已经娶妻生子，成了单位里的骨干甚至领导了。

而绝大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可想的，大势所趋，随大流，于是乖乖地迁了户口。事情终归是这样的，大部分人总是只会、只能随大流的。

下放要发喜报，下放的喜报是市革命委员会发的，“喜报：ＸＸＸ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志到农村去干革命，走革命化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革命行动是光荣的，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特此向你报喜”（这个喜报一字不差录自“喜报”），看看，特此向你报喜，几多幽默。

后来就是车辚辚、马萧萧，敲锣打鼓地欢送，大批知青下乡插队落伍干革命了。没人知道何时才能重新回城，按照当时的形势看，谁都确信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们别无选择地上山下乡，就如两年前他们别无选择地参加文革一样。

八、有没有“理想主义”的献身者

也许确有理想主义的献身者，但是始终无法证明，也无法确认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是什么呢？至今也没有人具体地说明（哪怕是自圆其说）所谓的理想是什么。

有带头的人，但是不能证明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事实是，１９５８年带头发愤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邢燕子在１９６４年成为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６２年在天津宝坻务农的侯隽在１９６４年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大会。１９６１年在江苏盐城务农的董加耕也是共青团九大代表，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

这种功成名就肯定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那么与其最后还是免不了下乡当农民，还不如主动走出这一步，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心就是这样的吧？

任何政治运动，要么主动加入，要么逃避到最后，绝大部分人总是别无选择地跟着大势走。而以往的带头者，已经得到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荣誉和利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没有读心术，不能肯定一切带头者是否明确深藏如此个人的利益目的，也许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是合理的解释只能如此。

否则，是为了什么伟大美好的目标呢？不要用华丽的形容词以及定义不明的政治词汇，用尽量指向明确、意义单纯的名词，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听听好不好？

谢谢了。

九、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有一个十分奇怪、甚至阴骘的论调，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想出来的。

只要提及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就立即有人把苦大仇深的农民抬出来。有人认为比起土生土长的农民来，知青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没有资格谴责，没有权利申诉，因为农民更苦。

农民更苦，这是当然不错的。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知青回城，知青就是农民。而且，谁也没有理由规定，抱怨、谴责和控诉必须从最最苦的群体开始，否则就免开尊口。而即使农民，遭遇也是不一样的，郊区、苏南、贫困山区，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必须是一致公认最最苦的才能获得诉苦把冤伸的权力，那么谁是最最苦的人群呢？

先海选一番找到这个群落再说。然后评委决定，论资排辈一个一个来，否则连开口的资格也没有。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不平则鸣，理所当然。但是由于这个论调的搅局，每逢此时一定要把农民推出来压制知青，看起来是对弱者的同情，事实却是挑拨离间，撕裂人民，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弄得如此面目全非。弄得大家不好开口，于是他们暗中窃喜。

如果农民出来控诉呢？他们会支持吗？不，他们一定又会找出别的理由，不外乎，农民愚昧自私啊，当年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很爽啊。或者干脆嘲弄取笑，直指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作了孽，在小姐太太们的牙床上滚一滚很爽吧？

说穿了，这些人不是特别的缺乏认知能力就是别有用心，他们始终在为执政者当年的错误和罪行寻找开脱的理由，始终不乐意听到任何批评和控诉的声音，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

这些人手中之剑不管如何变化招式，最终永远指向的都是饱经劫难的草民百姓，而盾总是自始至终保护着这个体制和它的代表者。

“普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十、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

谁知道他们的目的？凭什么要来猜度其目的？历史只承认事实，不接受什么目的！

还是有人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上山下乡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习惯自说自话，用理性来为非理性做一个解释或者设定一个定义。现在已经没有人继续论述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语言词汇上的人性化进步。

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是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

这真是活见鬼了。上山下乡把大量的知青毫无意义地搁置在农村，而城市里各行各业后继乏人，人员严重不足。这哪里是为了解决就业安排呢？有些同志不知道是特别善良还是特别喜欢为当政者编造借口开脱，造了一些资料出来，认为城市无法吸收消化这许多劳动力。

不管编造什么数字，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１９７８年以后几年中，当数千万知青汹涌大回城，就业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且还顺便解决了部分知青带回城的配偶。

难道就业必须集中、储蓄十余年的数千万青壮劳动力形成高落差的堰塞湖，然后一泄千里一并解决起来反而方便一点？又不是水力发电。

拜托，就业是一个新陈代谢、逐渐成长、扩大的动态过程，不能用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来解决的。

那么上山下乡是什么目的呢？谁知道呢。说到执政者的行事目的，往往踌躇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只有几个语焉不详的政治口号。要找出他们的目的，这只能是属于猜测。一个理性的人很难理解非理性的强权行为，或者这句话就是理解？也许他们有目的，也许并没有目的，这个永远不会弄明白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丧心病狂，还有一句叫做走火入魔，谁能知道失去心智背后的谵妄是什么目的？做事情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百姓个人如此，强权也会如此的。如果一定要去详解、辨析什么目的，那么必然陷入空洞口号的泥淖无法脱身。

当然总的意图走向是明确的，对于权力的合法性寝食不安、日夜担心。譬如当年列宁同志自己都搞不清想干什么，于是反问高尔基先生道：就像打架，你知道哪一拳是必要的呢？

谁来和你打架，谁敢和你打架？欧阳锋才和自己的影子打个无止无歇呢。

傲慢的无所顾忌的权力做事不一定需要理由，他们的暴戾或者想象就是理由。也不一定有必要在事后为他们的任性和折腾寻找一个理性的借口，不受人民约束控制的权力经常有他们的理由使一些非理性的、出人意料的怪招出来。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至于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上山下乡判定是“变相劳改”，似乎也不像，毕竟还比犯人自由得多。

十一、上山下乡运动的制度保证

很显然，没有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以及相配套的口粮、副食品、布票等生活数据的计划分配，就不可能有什么上山下乡运动，无法操作。

政府的计划经济控制了一切，包括每一个人的粮食等生活数据、住房、薪金，也控制了所有企事业的用人用钱权，这才是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进行的制度保证。这一切严格的控制使得知青无路可走，只能乖乖地顺从。

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忽然成为了一个没有户口、计划之外的人，他将如何生活呢？他并不一定马上就死翘翘，也许还是能活上几年。

首先，他必须设法隐身，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单位证明的人算是什么人呢？这一定是阶级斗争的又一个新动向，而且，一定就是一个阶级敌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群众一旦变成群氓，拳打脚踢、开膛破肚，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不是开玩笑的。

其次，他必须依靠娘老子的工资养活，如果他的娘老子养得活他。他必须分吃娘老子的定粮、油、副食品，用娘老子的布票、工业品票。虽然把娘老子拖下水饿得半死不活或者衣衫褴褛，但是离开了娘老子，他活不过一个星期。

再次，他永远不会重新获得户口以及他的一份生活数据，他不要想得到工作，也不可能恋爱结婚，他将永远被排除在所有社会生活以外。即使死了，也不能证明他就此死了，于是他不得不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一个幽灵，在神州大地上游荡。

什么叫毛时代？这就是毛时代。

十二、当时的农村经济

很多知青现在还沉醉在莫名其妙的自得中，认为自己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献出了青春。

这样说当然心理上好受一点，事实是，知青需要农村，农村为知青提供了口粮，但是农村完全不需要这些仅是多余劳动力的知青！知青只是在生产队的碗里增添了一双筷子。知青有什么知识？知青为农村贡献了什么？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又不相信？看看现在的中学生就明白了。你让现在的中学生去为农村提供知识试试。

当时的农村已经只能勉强养活农民，这个不仅仅是深入农村的行政权力对于农业生产的粗暴干预，而是土地的产出有限，当时的生产力只能如此。

而农民自行谋生的其它途径是全部被规定为非法的，是违背国家政治取向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譬如开办乡村企业、外出学徒打工、发展家庭副业、饲养家禽家畜等等都是不允许的，农民被牢牢捆绑在土地上，被“以粮为纲”这个紧箍咒弄得半死不活。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很多人认为是集体化这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阻碍了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认为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造成的后果。

这是愚弄了多少人的一个污蔑不实之词，是政府把政策的错误推给百姓的一贯做法。就如现在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素质论，有责任、有过错的的总是老百姓。他们从来不错。

就像在城市，把体制的错误归结为是由于工人吃大锅饭一样。一个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下的企业，其市场定位、产品定位、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销售、产品价格都不是工人，也不是厂长能决定的。怎么可以把这一切弊端归于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呢？

老实说，那时候工人的劳动态度比起现在来要认真得多。一张奖状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是现在的工人能想象的。那时候的企业也远远没有如今国企这般人浮于事，机构冗宕。

可惜很多人总是不动脑子地把政府赖账的说辞当成自己固有的的想法，包括茅于轼先生也同样人云亦云地谴责当年生产力的落后是因为工人、农民吃大锅饭。

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不是农村的根本问题，看看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吧，那是何等的高效以及充满生机。拜托不要说什么国情，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国情总是稀奇古怪、不如别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间，为什么农村的变化最立竿见影呢？不仅仅只是由于改变了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而主要是：

第一、政府权力一度退出了不该管的范畴，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而决定自己土地的经营，可以根据经济利益来衡量并付出自己的劳动，经历过的人可以回忆一下八十年代，各类副食品是多么快地极大丰富起来。

第二、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谋生是真正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打工的收入源源不断为农村输血，维持了农村的生存，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有些网友天真得近似学龄前，他们不理解农民为什么一定要不断外出，他们认为种田不是蛮好的吗？天哪！不是农民一定要外出，而是不得不外出。农民要活下去，而且也想活得好一点。农民也是人，追求生活得好一点是天赋人权，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吗？

如果现在打工者全部回去在那点土地上谋生，那是不堪设想的，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竟然政府和有些人公然宣扬讨厌歧视农民工，认为外地来城打工者如何如何。对不起，不要昏了头，农民也是国民，农村养了城市几十年，城市不是天生就是属于你们城里人的。

第三、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寻到了另一条生路。这一条生路如今经过各种改制、贪腐、侵吞、再改制，慢慢被人窃取占领，也已经变成了榨干农民血汗的榨汁机之一。

第四、由于种子改良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工业产品的快速增加，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叫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实实在在、民生攸关的事情，不是有事没事挂在嘴边的空话口号。

如果种子、化肥、农药等等回到三十年以前的供应水平，那么，无论怎样在田里拼命也是无法提高产量的。不管你采用何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不管是是集体还是单干。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农村仅靠几个老弱妇孺也能一样种田的道理，而且产量年年增加，粮食年产已经超过２０００斤，劳动强度却远远、远远低于当年学大寨的时候，几乎就是在打麻将的空挡就把那点田种了。不相信的可以去农村看看啊，知道农村在哪里吗？

至于为什么当时农业劳动所得那么低廉，为什么生产队瞒产、私分是一等一的重罪，为什么安徽农民要写血书，这就是另一个关于国家如何用剪刀差残酷剥削农民的问题了，不在此帖论述的范围以内。要想弄明白，谷歌一下“剪刀差”先。

只想说，如今还是一样唱的前朝曲。

十三、为一个生产队经济算一笔账

这一笔账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还原，就是当时在农村干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会计也早已模糊遗忘了，时间真是厉害啊。

如果一个生产队有２２０亩地，男女老少１００个人，那就是人均２亩（扣去每人两分自留地以及一些不能种植粮食的土地，譬如桑树林）。这人均耕地面积已经属于平均值以上了。

２００亩地种什么呢？这是由政府基层权力、也就是公社来核算规定的。每年生产队都要由公社来“三定”：定面积、定品种、定产量。也就是说，理论上生产队自身是无权决定种什么，种多少面积的。至于产量，也是计划中的罢了，最后结果还是要看实际收成的。那为什么要定计划产量？公社书记也要政绩啊。计划每年都要增加一点，看看现在就明白了。政绩从来都是必需的，从来当官都是一样的。

同样，在粮食成熟以前，必须估产。估产主要是为了防止瞒产和私分，其实一般是没人敢的，但是极少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公社有时候也睁一眼闭一眼，吃得好说得好，也不一定锱铢必较、苦苦相逼，和如今的行政管理总是有差不多的共性的。

一亩地能产出什么呢？以粮为纲，就是麦子加稻子共约７００斤，麦子约１００斤，稻子约６００斤，这个产量也基本在一般平均值以上了。全部按当时粳稻的收购价格每百斤九元六角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为７０元。全生产队的ＧＤＰ就是１４０００元（副业收入，譬如蚕茧、生猪等副业收入这里忽略不计）。

其中，扣除生产成本（化肥、农药、水电、农业税）约百分之四十，预留提成约百分之十（生产发展基金、公积金、公益金），预留饲料粮、种子以及生产用粮，其它零碎忽略不计，剩下来的不足７０００元基本就是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可支配收入。

７０００元除以全队社员工分总数，就是每一个工分的工分值。如果是２００００个工分，每一个工分就是三毛五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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