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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家庭的全年工分是１０００工，那么就可以得到３５０元的毛收入。且慢，这３５０元要扣除全家一年的口粮（基本口粮、肥料粮、工分粮）、柴草、平时生产队里分的油、鱼、肉等等实物的款项，剩下的才是现金收入。
举一个知青为例，如果当年做了３００工，全年的毛收入就是１０５元。那么，口粮加上工分粮大概是６５０斤（基本口粮按成人每年每人６００斤计，小孩的口粮则按年龄段相应减少，其中百分之十七为工分粮，每个工分的工分粮约为半市斤）。
秤回口粮，扣除柴草、菜油、鱼肉以及其它零星杂物款项以后，大约还可得现金收入三十元或者三十几元。而６５０斤口粮是稻子，出米率一般不到七成，所以，最多大约是４５０斤大米，平均每天一斤二两。而这口粮显然是不够的，节省着吃，起码还要购买１００斤黑市米，１００斤黑市米的价格就是大约三十元。一年的其它开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这就是当年大致的一本帐。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水平，接近城市的郊区工分值要高得多，所以知青要向郊区迁移，人往高处走，女知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嫁人。男知青呢，如果郊区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就想法开后门帮着买拖拉机、电机、化肥、办社办厂等等。长三角地区的社办企业有些就是这时开始发展的，而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角也同时起步。
而知青仅仅是一个人养一个人，没有负担。如果是农民，有四分之一由于家里人口多或者其它原因，全年工分少，入不敷出，就超支、欠支。债多不愁，年年欠着，有的刚刚过了春节全年的口粮就没有了，于是望眼欲穿盼着预借粮（储备粮）。
预借粮在公社的粮仓里，是由公社严格控制的，必须批准才能动用，预借粮必须秋后一并还上。就这样一年一年前吃后空、东奔西走借下去，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
记住！农民从来是没有大锅饭吃的！
十四、从一个公社看知青的回城
从下放的第一天起，或者从还没有下放开始，有人就开始如何回城的工作了。这个没什么奇怪的，这是人之常情，谁愿意在农村一辈子呢？所以几十年后不要继续否认、抵赖，没有什么意思的。追求幸福或者温饱，这是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有一些人比较能干，很快在农村崭露头角，成为了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或者知青代表，被公社推荐招工或者上大学了。这里宁可相信大部分是个人的努力，也有一些运气。
其它人怎么回城？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知青没有路，那就是比娘老子的本事了。只要有招工指标，决定权在公社。这里就有不少是娘老子的运作了，也有的招工指标就是直接带着姓名来的。人数很少，到底大部分娘老子都是平头百姓。
１９７２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以后，开始有了病退一说。也就是知识青年如果有病或者身患绝症，不适合在农村革命了，那就不需要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了，仿佛是一只用出毛病的产品，由城市负责召回。
这时候花样百出，什么病都出来了，或者是什么医生、医院的证明也开出来了。主要是肺结核、肝炎、胃溃疡、关节炎、高血压等等，但是成功的面子也不是很大。
苦叽叽捧着胸口以及一迭病历证明到处申诉，往往换来好一顿奚落。大家心知肚明。
有的女生就嫁人了，嫁一个城里人就是找了一个饭碗。也有的就嫁到内地去了，那里的户口可能比较松动，于是就把户口迁走了。有的后来又迁回来了，留下一屁股孽债（曾经万人空巷的电视剧啊）。还有的至今没有迁回来，估计是打算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有的家里经济比较富裕的就躲在家里吃闲饭了。还有的呢，不能一步到位，就想方设法曲线救国，从艰苦的地方向比较不艰苦的地方迁移，比如迁到郊区。
其实，五年以后，真正还在田里坚持农业劳动的已经不足一半了。虽然绝大多数户口还在生产队，但是外出学徒打工的，赖在家里的，嫁给城里人生儿育女的，在公社各个岗位上班的（比如代课教师、放映队、文化站、农具厂、建筑站等等），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些也占了一半。为了活下去，夺命狂奔，各显神通，自有其理由。
而为了最后可能的上调希望，大部分男女知青坚持不结婚，因为根据以往的政策，已婚的知青是轮不到上调的。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坚持着不解决“个人问题”，这种违背天性的非常做法在当时成了很正常的普遍现象。偶然有人实在憋不住，毅然决然结婚，反而成了小概率的非常事件，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这也从另一个面证明了上山下乡是多么的非人性化，以及男女知识青年为了最后离开农村的渺茫希望而作出的苦苦支撑。
这一个个“个人问题”在后来累积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大龄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龄青年婚姻的社会问题，关键时刻工会、妇联发挥了作用，应运而生出现了不少优秀红娘，就是模范媒婆。
同理，知青的后代一般都出生得比较晚，一个生育高峰是在知青回城后才迅速攀升到波峰的。这个反常的年龄差造成的恶果还将不断显现出来，譬如老龄化、社保等等，上山下乡运动的后遗症远远没有结束。年轻同志们呵，不要以为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和你无关，关系大着呢。
以上只是一个公社的情况。在伟大祖国的大地上，知青用各种办法企图改变命运，其中比较勇敢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逃港，有一部分人侥幸成功了。另一种就是越境去柬埔寨扛枪打仗，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港，作为拒绝当一辈子农民的另类反抗。
当然，最后得以逃出生天是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高考以及１９７８年后的大回城。邓小平此举救了知青的命。如果邓小平不愿意这么做，也按既定方针办，那么３０００万知青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难道怕你们造反？想来只能下放至今，郁郁寡欢，终老他乡，了此残生。知识青年如果不死，自然就成了几千万知识老年。
所以，说青春无悔的人，说理想主义的好同志，认真回顾一下，手拍胸膛想一想，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瞎说八道了好不好？为了逃避下放以及争取回城所做的一切绝对没有什么难为情，哪怕是装病诈死、哪怕是行贿送礼，哪怕是偷渡逃港，哪怕是硬撑到四十岁就是不结婚，哪怕是集体下跪祈求青天大老爷开恩，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不难为情。抵赖说谎才是可耻的，不要给你们的儿孙瞧不起，以为都是一些自作自受、不合常情的老怪物。
当然有一些看起来就是，和有些老三届或者知青朋友说话是很累的，他们开口闭口、一套一套几乎就是过期社论或者励志文摘似的，出口便是一篇积极、乐观的杨朔散文，小蜜蜂什么的，就是没有一句是自己内心出来的话，不知道是认知障碍还是顾左右而言他。无话好说，看着他们很无奈，也很害怕，不应该是一盒翻来覆去的老磁带吧。这种年龄段在大多数国家正在竞选总统呢！
至于邓小平的其它事情，一码归一码，他的局限就是国人的局限，国家命该如此，百姓命该如此，这里就不说了。
十五、用什么方法来尽量廓清文革和上山下乡
最好的方法不是在网上争论谩骂，也不是看别人争论谩骂，当然也不是看官方档。其它的呢？可以谷歌到不少。只是屏蔽得厉害，造假得厉害，看不到什么真话的。最好做一个小型的调查。找几个五十六、七岁以上的人，譬如自己的爷爷奶奶、娘老子、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然后设计一些“是”、“否”题，不要论述，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譬如：
有没有参加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
有没有外出革命大串连？
是不是红卫兵？
是否参加过什么革命群众组织？
是不是可以不参加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可以拒绝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以后是不是希望上调回城？
……
如果关系比较熟悉，可以问一下结婚年龄。
然后呢，就要靠自己的解读了。至于为什么不设计论述题，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洗涤和下意识的遗忘，什么都会变形的。尤其是人，天生会把事情记忆成可以与人言。
这样，也许可以少一些争吵，多一些感性和理性的了解。
十六、再说“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少剑波唱道：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杜鹃山上柯湘唱道：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黄连苦胆味难分。他推车，你抬轿同怀一腔恨，同恨人间路不平、路不平！
偏偏有人装出很为农民仗义执言的样子，一定要将受苦人割裂开来。一听到上山下乡以及知识青年，马上立竿见影将农民抬出来，愤愤然叫道，农民更苦。
他们很懂得分寸的，农民更苦，于是知青必须闭嘴噤声。那么如果当年“走资派”出来回忆文革中如何受迫害呢，他们就忘记跳出来嚷嚷农民更苦了，谁是农民？舔屁沟必须吃准对象、瞄准方位，不然舔得完全不到位、不合格。
但是，农民如何苦，农民为什么苦，他们其实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顺便看一下一个生产队的经济账。他们只是不许知青提及上山下乡，不准提及政策的错误或者过，护主心切。虽然知青其实是他们的娘老子，真是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尽忠，只能恕孩儿不孝了。好一副精忠报国、大义凛然的模样。
农民当然更苦，知青岂能不知道？不知道能还原三十几年前生产队的经济账？知青把农村叫做第二故乡，第一故乡也许没有多少感觉，第二故乡是睡里梦里也不会忘记的。否则，李春波一首并不好听的《小芳》就能成功？村里农民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却是深深烙在脑海里，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在农村，知青才知道了农民的自私和大度、怯懦和凶狠、善良和狡诈、诚实和虚假、保守和放荡、可怜和可恨——这才是活生生的多重组合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知青和农民，曾经同在生死在线煎熬，不要来挑拨好不好？知青回城三十年，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断了联系和往来，其间的故事属于上山下乡运动后传，这一些就不是这个帖子要叙述的了。真要抹掉这一切，再过三十年，等到他们都死了再说好不好？
如今有人动不动就拿农民出来压制知青，倒仿佛他们就是农民的代言人。好啊，那你就代言呛声啊，本该如此啊。不料就此没了下文，不知道躲到哪里准备领赏去了，这些孱头们。
顺便说一下，如果将来或者将来的将来，一不留神，有位什么大陆作家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作品一定是关于农村和农民的。
不知道农民，不了解农民，完全就不了解中国。不要看你在城里住着，剥开来也是一个外地来城打工者，不过来得早几十年罢了。
十七、再说“理想主义”的献身者
有些网友认为自己当年千真万确是坚持“理想主义”而上山下乡的，只是这个理想恰好和后来政府的强行运作重合了而已。
什么理想呢？因为看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看了电影《生命的火花》或者小说《军队的女儿》，看了前线歌舞团的话剧什么什么，决定上山下乡当一个拖拉机手，这就是促成其上山下乡的理想以及主义。拖拉机手，当年电影上、画报上是极其神气的，歪戴着海富绒军帽，穿着衍成一条一条的苏式立领拖拉机棉袄，军绿色，敞着领子，笑靥如花。唱着很好听的电影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哎也，赛呀赛江南。
因为没有读心术，尤其没有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三十几年前的读心术。所以应该相信这种被革命英雄主义激动鼓舞的理想是存在的，曾经还有人仿效模范少年刘文学、模仿保卫国家财产的女英雄向秀丽而自残呢。
但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价值取向就有一定的理由，一定有一些（哪怕是潜意识的，不能条分缕析的，年轻人哪来这么多计算呢？）考虑。
什么考虑呢？只能猜测一下：
一、因为很神气、潇洒，符合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心理需求，也许是荷尔蒙决定的。
二、因为艰苦、艰难、以及艰险，成为一个英雄的概率比较大。成为了一个英雄，肯定是鲜花和掌声，以及小姑娘的青睐。然后自己病恹恹地挣扎说：不要管我，同志们都好吧？
如果事先知道，或者在１９６６年底听说了闹经济主义知青的血泪控诉，知道只能黄沙莽莽中扛一辈子砍土镘看日出日落，开拖拉机、康拜因是很难轮到的。而英雄、尤其是知名英雄更是小概率事件，那可能就要不那么理想了。
三、因为上山下乡，这是主流一贯提倡的，是听领袖的话的一种进步行为，是可能得到支持批准的。政府已经树立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系列标杆，主流鼓励年轻人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否则，为什么不选择去钢铁厂、拖拉机厂、汽车制造厂？为什么不选择去造长江大桥、万吨巨轮？为什么不选择去做一个机修钳工、水暖电工甚至政府官员？
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军，为什么弃主力军而投身同盟军？奇怪不？不奇怪，因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忽然自己提出去造船厂上班，那是一定会被认为脑子进水了，政府也是要把嘴都笑歪的。
还有什么呢？可能还有不少，不管它了。这一切很正常，是个年轻人都会有的。
但是，年轻人的理想就没有模糊的利益考虑吗？请注意，这个利益不是指经济利益，它包含各种荣誉、前途、成就感、心理满足、趋利避害等等。理想决不会凭空产生，于是觉得这个理想有些暧昧，一定受到了政治的感染。
为什么呢？很简单，现在随便找几个小孩子调查一下，只要是经过了学校教育、会理解并回答问题的，马上就会知道，小孩子对于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几乎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先天就明白的，这才是最最可怕的，虽然他们完全不懂政治。
美国孩子可以说爱美国是因为几百种冰激凌，中国孩子绝对不会这么说。中国孩子也许会说龙的传人、地大物博、长城长江、神五神六，哪怕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名词是什么东东以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政治是这个国家的宗教，宗教就是从小熏陶的。润物细无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譬如，现在的小孩子一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冲动，只是完全不可能有几个小孩子忽然辍学，说是要去北大荒种田了。因为政府不再通过各种方式号召鼓励了。现在小孩子倒是有可能忽然去杯葛家乐福，虽然政府没有号召，他们自己也一口咬定是出于“完全自发的”爱国理想和爱国激情。呵呵，曾记否：“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其实这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放弃自我意志，选择性地过滤信息，自我催眠，将群体的理念来代替、并且误以为是自己独立的思考结果。
好了，就到这里吧。实在不想把别人自己多年来心理上形成的的自我评估或者自我保护破坏殆尽。这样已经很没有意思，这样已经很过份了。
十八、再说“青春无悔”
网络帖子只能简单说说。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知青大回城之际，“两个凡是”已经不是主流话语，“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基本理性常识终于获得了话语权，而且。邓小平在中国南海边的一个圈也画完了。
随着这些思想解放的具体行为，中国的文艺圈子也获得了十年的松绑。这之前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为一个事情贴标签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最省事、最模糊、最懒惰、最可怕的思维模式。一贴标签，事情全部搞定，完全不需要什么严格的界定和分析的。
文学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分类定义的，文学就是文学。或者可以在写作方法上进行适度分类，但是不能在主题上进行政治区隔的。倘若有“伤痕文学”之说，那么一定有“非伤痕文学”与之对应，或者就有“马屁文学”、“歌颂文学”、“治伤文学”、“吃肉骂娘文学”、“慰安文学”、“拥护文学”、“图解文学”、“政策文学”——这还是文学吗？
“伤痕文学”甫出，立即遭到围攻，尤其是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后来出现了“歌德派”与“缺德派”之争。持“歌德”论者其实就是“两个凡是”论者的变种或者伪装，气势汹汹，完全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有恃无恐的政治扫荡。
好在当时“解放思想”是主流话语，百废待兴。从１９５７年起，积蓄了二十余年的人气力量没有被轻易击垮，支持了下来。
现在来看，“伤痕文学”的稚嫩和表面化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却是几乎人人争读的，实在困顿、干涸、压抑已久啊。人们阅读的不仅是内容，阅读的还有敢于说人话的勇气。
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十年多一点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是西风压倒东风，曾经以为解放了的思想又被渐渐禁锢起来了。
这其实和政治上的拐点变化是同步的，再也不提党政分开，不提小政府大社会，不提司法独立，不说融入世界了，签署了人权公约束之高阁，也绝口不再提政治改革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三个代表、爱国主义、中国可以说不等等了。这个大折返，只要看看对日本的前后态度就明白了。
即使不是全面复辟，也是和改革开放前十年明确的的政治意图不一样了。曲曲折折、糊里胡涂地走上了面目不清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条横生出来的目的不明的道路在各个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大的如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土地归属，小的譬如电影、文学。
政治改革停止，经济改革也开始目的不明，既要加入ＷＴＯ和世界接轨，又要强调中国特色，嚷嚷中国可以说不，并且中国不高兴。不知怎样就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不但制定规则，自己还参加、操纵游戏，政府与民争利，政府通吃，政府成了最全面、最强势、最傲慢的超级巨人。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民怨也开始渐渐沸腾。
于是，“青春无悔”的说法也应运而生了，和政治走向十分一致。这当然同样是一个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说法。但是为政者却很受用。
青春无悔，这个提法似乎最早是１９９５年前后，北大荒的知青同志们喊出来的，这些人比较拎得清，说出了别人需要他们说的话。青春无悔，可以理解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也可以理解为肯定；甚至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个人的一种伤痕何所惧，再多又何妨，坚强如钢、冥顽不化的心理定势。也可以理解成什么也没说的一句屁话，因为不管悔与不悔，青春是回不来的。历史只管是和不是，不管悔与不悔的。
至于有人至今仍旧认为上山下乡锻炼了自己，有了这杯酒垫底，从此刀枪不入，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而丝毫不觉得自己被人剥夺了基本人权，那也只能随他去。即使当年争取黑奴解放的时候，也并不是每个黑。奴都赞成的，动刀动枪地坚持继续做下去，有的觉得锻炼得正有劲呢。看看，老汤姆多厚的茧子，不做奴隶哪来？
更有那时清帝逊位，各位的祖宗忽然听说要剪辫子，那是多么伤心欲绝，嚎啕大哭，惜乎哉！一根辫子多么标致，从此国将不国兮。于是，心理上的一根辫子一直留到如今。
说到底，这也许又是认知障碍引起的。认知障碍，其实就是洗脑。它可能来自一个极大的恐惧，一个当头一击的变故，也可能来自于日积月累的认知压力。只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人们会主动放弃自我思考，自己进行自我催眠、自我洗脑，人们会十分明确地拒绝接受某些信息而只愿意接受另外一些信息。长期自行制造信息单边，把别人的结论代替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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