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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在日内瓦参加了三天国际“汉藏寻找共同点”会议，感受很深，启发良多，将这些感受、启发述之笔端，形成文字，我不敢肯定会形成什么样的文体，先暂且把它当作政论性的散文吧。
日内瓦是瑞士的国际名城，文豪朱自清写有一篇名文《瑞士》，他写阿尔卑斯群峰积雪，写少女峰之秀美，明西峰之雄伟，日内瓦湖之明艳，都被描画得出神入化，读那文字，如在湖畔的咖啡座上，喝一杯飘浮着奶浆香气浓郁的咖啡。“汉藏大会”所在的“洲际饭店”，座落在联合国广场边上，从饭店客房推窗望去，可见明镜似的日内瓦湖，隔岸的青山，远处的雪峰，这样的画面使人心旷神移。
（美丽的日内瓦湖一角）
去年西藏发生了3：15事件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藏举行第八次会议，会谈在毫无结果之下结束了，达赖喇嘛难过地表示：我对中国政府的的信心越来越少，但对中国民众的信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也许达赖喇嘛的这一态度，促使了这次汉藏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所邀请的人士有海外民运人士、学者、作家、新闻从业人员，也有来自台湾和北京的人士，可见层面十分宽广，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达赖喇嘛出席汉藏大会到达日内瓦前，已经足登好几个国家，7月29日接受华沙荣誉市民称号，在德国会见来自克尔梅克共和国总理，并举行连场的演讲后来到日内瓦。6日上午达赖喇嘛举行中外记者会，下午出席汉藏会议开幕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如此频繁的行程，会见、演讲，真让人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当达赖喇嘛身披一袭绛红色的佛袍，走上讲台发出达赖喇嘛特有的笑声和锵锵有力的语音时，让人有了几许宽慰。
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谈到：“中藏会谈我们已有了八次会谈和一次内部会谈的九次失败经验，但每一次都是我们信心的表示，因此我们已有了九次表达了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普遍为中藏八九次会谈毫无结果，不是满怀愤懑就是垂头丧气时，达赖喇嘛却以另一种角度来表达他的思想。把失败看作是信心的表达，是意志的体现。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定力，没有内圣外王的真功夫如何能够了得。唐太宗所谓：“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正是此大气度。当一个弱小的人在与一个巨人抗争时，巨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弱者击倒，但是如果这个弱者每一次被打倒后，都擦一擦身上的灰泥和血迹，又站起来，面带微笑对着他讲理时，相信受到震惊和恐惧的一定是那位巨人。中藏会谈所呈现的正是如此。把失败看作是信心的表达，这是一个民族精神领袖，一位世尊活佛的明心，是,常人所难以企及到的境界。看着达赖喇嘛在台上谦恭的身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他不管如何地弱小，一定是不可战胜的。曾经有人说达赖喇嘛以一个民族的失败而获得了自己的成功。而我确信的是，达赖喇嘛以个人的伟大成就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西藏民族是不会在西方社会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达赖喇嘛拯救着西藏民族。
出席汉藏大会的另一个智者是西藏民选总理，也就是他们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这次会议有一个他与与会者对答的安排。在所有的对答中，桑东仁波切是时时机锋，处处转语，如孔子所说：不愤不发，不悱不启。不过最精彩的，让人久久心绪绵长，要数一位最早关心西藏问题的作家曹长青先生，他对藏民族和达赖喇嘛倾尽了感情，面对中共在中藏会谈中，无信无义，一次一次戏弄藏民族，他站起来慷慨阵词，抱所不平。他说:尊敬的桑东仁波切总理，在中藏第八次会谈后，中方代表朱维群统战部副部长说：我们只接受甲日等人作为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中央商谈，谈的只能是达赖喇嘛彻底放弃分裂主义主张和活动，争取中央和全国人民谅解，以解决其个人问题，最多加上他身边一些人的前途问题，中央根本不会与之讨论什么“西藏问题”。朱所称的达赖身边几个少数人，想也包括总理阁下在内。这样的讲话不但显出中共对中藏会谈毫无信义，也是对达赖喇嘛和总理阁下的侮辱。对于这样的对话，难道西藏流亡政府还要继续下去吗？他的问题赢得了场上一片掌声。桑东仁波切在台上沉默了片刻，我想他的心一定是被刺痛了。
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桑东仁波切作为一个民选的首席部长，他们曾经何时考虑过个人的利益和去从。五十年来竭力惮思的是六百藏人的福祉，是西藏民族的去从。达赖喇嘛作为现世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人世间的福禄与他又有何益。桑东仁波切作为首席部长，作为一个仁波切，作为一个活佛高圣，是以佛入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当首席部长，是行愿，是渡人，人世间的地位对他是如过烟云，高官厚禄对他又有何求。在桑东仁波切沉默的那一刻，会场显出一片宁静。在宁静中他缓慢地道出了他的回答。九次会谈没有解决问题，中方仅仅把它看作是解决达赖喇嘛和他身边几个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是一种失败，如果没有会谈我们失去什么，谈了我们又失去什么，谈判对西藏没有损失，所以我们不认为会谈是受了中共的欺骗和侮辱。会谈使我们相互之间有了了解，所以还是有结果的。我们与中共会谈，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会谈，我们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会谈。所以只要中共愿意谈我们都会考虑，我们不会绝望。
（达赖喇嘛与桑东仁波切在汉藏会上）
桑东仁波切是一位转世活佛，他五岁入院，七岁受戒，流亡到印度后受格西学位，后担任瓦那纳斯佛学院院长，是当代高僧。在藏传佛教中受“格西”学位，要有几十年的修炼，经过众僧的辩经、考问、诘难公认他的学识修养才能获得资格。而要成为仁波切这样的大师还要内修“五明”，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内明”，而内明则是藏传佛教中，心性修养佛法的最高境界。经过这样严格修炼出来的人，不但学问博大精深，对世事也早已明若洞火。藏传佛教是离世修炼，入世渡人之教，像桑东仁波切这样的活佛高僧，成为政治领袖时，早已将佛学理论和佛学境界融入到政治艺术中去。对于朱维群的侮辱，澹泊忧愤的他哪里还会放在心上，朱维群之侮辱只是自唾颜面，辱人者自辱之。朱维群作为一个共干，作为一个官宦，一个沉沦在三界五趣中的凡夫俗子，只知天下诸公皆为利来，岂知达赖喇嘛、桑东仁波切这样的活佛高僧，早已在四禅八定中升到无穷的妙乐世界中，哪里还会在乎你这个一官半职。当然，朱维群这样的中共干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的，如果他们对佛教有少许的认识，有少许的慧根，对达赖喇嘛、对桑东仁波切早已是顶礼膜拜，那里还敢口出妄言，造出这样的口孽来。如果中共领导能像清朝皇室那样秉佛谈禅，以迎国师，那么汉藏之间，中央政府与西藏政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紧张的关系，形成现在这样的局面了。
这次汉藏寻求共识会议，除出对中藏会谈提出不少看法以外，对非暴力路线和自治路线提出了看法。来自美国的作家朱学渊说：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坚持非暴力道路的，那么，如果藏人有一天丧失耐心，在未来，达赖喇嘛是否有能力永远保证西藏人的非暴力抗争？
桑东仁波切是用藏语回答问题的。他那低沉雄浑的声音通过同声翻译传来，虽然面对着面，但声音却如翻越了一座山岭，我想这也是两个民族的距离吧。他说：“通过暴力回答暴力，除了增加相互之间的仇恨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我们并不存在对非暴力的失望。如果运用暴力，现在的西藏问题，可能在国际社会，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运用暴力，对于藏人来说就是失败，所以，从道义、信仰，或者仅仅从世俗的利益角度考虑，暴力对西藏人来说，也都是不被认可的。因此，只要达赖喇嘛在世，这种非暴力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非暴力虽然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成功了，带来的必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给人类带来长久和平，这也正是我们追寻的。”
“非暴力路线”相信是流亡政府不会改变的政策，达赖喇嘛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不会和暴力沾边”。因为无论基于佛教的信仰，还是现实的考量，西藏民族都不会选择暴力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宽容慈悲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对于佛教理念来说，天地与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调和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和平，如果采用暴力失去和平，天地与人都将毁灭。对于佛教徒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敌人，那些作恶的有罪之人，只是救度的对象。地藏王菩萨曾经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豪言壮语。觉世救人就是他们的大悲宏愿，这样一种佛的境界，自然不会生出暴力来。即使中共执迷不悟，对和平众生大开杀戒，对他们来说只要此身求佛，不造孽作恶，即有来生福祉，人是生生轮回的，以善报恶，以敌为友这是藏民族的伟大所在。
从信仰考虑是如此，从世俗的考量，流亡政府也不会采用暴力，因为藏民族只有六百万人口，六百万人口，在有着浓重大汉族情绪的13亿人口，有着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军队面前是何其的弱小而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行愿，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不仅仅产生了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也使施暴者难以下手，屠杀一批赤手空拳，且和平理性的人，总是要比屠杀暴乱者难得多。因为和平理性本是一种制约暴力的力量。“饶是锥锋铁齿，一时犹难磨穿砖境”，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对抗暴力，可以说是救护西藏民族的不二法门。
这次会上流亡的异见人士中，有人表达了对西藏流亡政府不独立路线的看法：一位从事劳改问题研究的著名异见人士吴宏达先生发问:“桑东仁波切你作为西藏总理，为什么不向我们说明要独立，你该让你的人民知道，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曾经独立的国家，不该谈自治，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长达半个世纪流亡时间的政府首脑来说，是太沉重了。这里有着一个民族的无奈和痛苦。西藏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这一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但是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桑东仁波切说：“对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和中国政府谈了很多次，就是历史上的藏中关系，中国政府一直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不是事实。如果仅仅基于政治需要，做出这样的承诺，就玷污了一个人起码的高尚品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并不是说，西藏没有独立的权力，是我们自愿放弃，这也是我们考虑了整个藏民族的利益以及为了保护藏民族核心---传统宗教与文化，所以自愿放弃。”
中藏谈判，中共不管如何侮辱藏方，污毁达赖喇嘛，他们心里再痛，他们也能够忍受，正所谓心是头上一把刀。但对于事实却是一步也不能退让，因为，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如果假的可以说成真的，那么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被颠倒了。就是你认可了假的东西，佛也不会同意。达赖喇嘛在几年前曾经对此表示：“和尚的舌头不会说假话。”这样坚守历史的事实，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的。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填写的，他们既可以把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和奴尔哈察建立的清朝，说成是中国的朝代，也可以因打败了国民党，把国民党八年英雄抗战从历史上抹得干干净净。历史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妓女和俾佣而已。
达赖喇嘛不独立的政策，不但许多中国异见人士不理解，许多支持西藏的欧美朋友也不理解。但是达赖喇嘛不但有现实的考虑，也有对藏民族的长期考量：西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不幸处在两个大国之间，他终究需要依靠一个国家，现在既然在中国统治下已长达半个世纪，中共统治者也没有一天善待过他们，但是这个政权不会是永恒的。达赖赖喇嘛在这次会上也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一党专制的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是永远不会变的。”从佛教上来说，西藏佛教和中国佛教是一胎所生，且有着长期互通交流的历史，在中国，佛教处在自毁佛法，腐败纵利与权贵沆瀣一气的今天，留在中国境内就会多一份护法救度的责任，那是一份何等伟大的救世宏愿。
来自台湾立委助理方俭女士，以家暴和婚姻为例，提到中藏关系。
桑东仁波切说：“一个家庭发生暴力有法律制裁，这是事实。但是，在世界上，当一个大国、强国，对一个小国、弱国进行暴力和屠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法律进行阻止和制裁，也是事实。比如，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毁灭，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如此，西藏青年会等一些民间组织一直在要求西藏独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因为西藏流亡社会已经是一个迈向民主大道的社会。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权力，只要你要求，就都能够实现。二十一世纪，不是所有的权力都能实现，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力，而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权力，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权力。尽管从理论上讲，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不表明你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就是一种浪费，或者说这是无为的抗争。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需要做出妥协和牺牲，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种生存方式。
对于桑东仁波切的回答，有与会者称其为“四两拨千金”，见识了首席部长的大智慧。
关于“大西藏”也是这次会议交流的一个重点。一位对西藏问题有过多本著作问世，受过达赖喇嘛多次接见的作家茉莉女士，在此会议上，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公开信发给与会者。她在信中说：“据我了解，中文媒体突出了西藏特使关于统一自治的‘边界的问题’，在汉人中招致很大的反感。即使那些同情藏人的知识份子，对藏方坚持全部藏区统一这一点上，也感到不好理解，认为很不现实。”
桑东仁波切对“大西藏”问题在会上谈了他的看法。他说西藏就是西藏，没有大小之分，“大西藏”是中国提出的概念。我们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是对每一个少数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十五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一九五一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
在谈到大西藏问题时，桑东仁波切不无风趣地说，如果西藏仅仅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那么我与在座的许多藏族与会者，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不是西藏人了。这样的状况如何能被接受。
一谈到“大西藏”确实让人谈虎变色，连许多支持西藏自治的中国异见人士都是忧心忡忡，因为一提“大西藏”，人们立马想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的领土，如果现在同意大西藏，有一天，西藏要求独立了，就有可能将四分之一的领土从中国带走。对于生存空间十分局促的汉民族来说，是一幅非常恐怖的图景。对此，我曾经以“文化大西藏”的概念来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行政大西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在藏族目前所属的行政区不变之下，成立一个西藏文化机构来统一各行政区的西藏文化管理。目前也有中国学者王维洛先生从环保的角度提出“大西藏”。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生息的生命之泉，全都发源在藏区，保护好源头的生态环境，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目前两河源头分属不同的行政区不利于源头的生态保护。仲维光先生说“为此，王维洛先生的研究让我看到，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未来发展、资源保护的角度，这意味着一个‘大西藏’是一个最好的管理保护长江黄河，也就是中国命脉的最有效的办法”。以环保论及“大西藏”确实给我们对“大西藏”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中华民族生息的两河源头如果让藏族来管理，是最让人放心的。因为对于藏族人来说，两河源头的高山湿地，并不是如中国人那样看作是可以利用开发的自然资源，对他们来说是神山圣水，是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污染破坏的，他们必定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去爱护它。
“大西藏”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汉藏互相猜忌，造成不信任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只要抱有真诚的态度，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还是严家祺先生说得好，在谈判没结果前，应该让流亡了半个世纪的达赖喇嘛回去。应该把达赖喇嘛回去与谈判西藏自治的问题分开。
这次与会的汉族人士，严家祺先生是大会特邀人士，这位曾经是国家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的政治学学者，中国“联邦制”设计者，至今流亡海外已有二十年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的学识修养和质朴，在海外流亡人士中，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虽然他并非当今流亡社区的风云人物，但西藏流亡政府选定他为特邀代表，也足见流亡政府的智慧。
站在台上的严家祺先生，二十年的流亡岁月，已是洗尽铅华，脸上的皱纹带着岁月的艰辛，双眼暗淡了的光芒依然滚热，一袭穿旧了的淡灰色西装，尽显传统知识份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我今天从纽约来到日内瓦，站在这里讲话，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是达赖喇嘛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感召。第二、是为了和西藏同胞交流流亡生活。第三、是为了争取汉藏团结，共同寻找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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