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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
中国已故独裁者毛泽东曾论断：“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根据这个理论，共产党把他们的所谓“民主改革”-实为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在西藏强力推行。由此导致西藏“农奴主阶级发动1959年的大规模叛乱”。按共产党的理论，被农奴主残酷压迫剥削的农奴当然是应该跟共产党站在一起去打击进行叛乱的农奴主。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农奴都同情、乃至加入“叛乱”。尤其在康巴地区，几乎是举族“叛乱”，致使该地区藏人在共产党军队巨大军事优势的平叛下死伤极其惨重。
镇压了所谓西藏农奴主叛乱之后，多少年来，共产党为了稳固其在西藏地区的政治统治，为了挽回藏族人心，它在西藏地区投入巨额资金。这些资金用于修复、兴建宗教庙宇；用于提高藏族民众的物质生活；也用于培训出大量藏族共干。可是，如众所知，西藏地区并不能就此“稳定”。
套用毛的句式，我的说法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说得更清晰些，中国如果实现了民主政治，民族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钥匙。
这个论点马上会受质疑。理由是：民主化后的苏联民族问题更严重，甚至由此导致苏联解体。鉴此，民主制度解决不了民族问题。
这个看法存在误解。其实，前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正是苏联民主化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前苏联1924宪法中第二章第四条规定“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一条款在此后宪法文本中都保留下来。只是，在苏共的一党专制下，苏联宪法有关条文都成为一纸空文。只有在苏共解体后，苏联宪法有关条文才能落到实处。乘着民主化的春风，把苏联宪法的有关条文落到实处，怎么不是民主政治解决了前苏联的民族问题呢？
然而，又必须看到的是，解决多民族国家里的民族问题，亦并非只民族独立一个办法。不同的历史沉积和不同的现实条件，会催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法。中国与前苏联就有不同的历史沉积和不同的现实条件。
中国的宪法在中共的主持下制订。其中有专制主义条文，如坚持四项原则之类。但也有民主条文。如人民有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和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自治的权利。可是在中共一党专制的高压下，这些民主条文都成了一纸空文。可以设想，一旦中共专制制度高墙崩塌，这些民主条文就可变成现实。人民就会确实享有了这些权利。民族自治的条文也可得到落实。
请留意苏联宪法和中国宪法的区别。前者有各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的条文，后者没有民族自治区域可以独立的条文。故中国民主化后“独立派”人士无以援引原中国宪法条文诉求独立。
如果说民主化后的中国不必囿于中共时期制定的那部旧宪法，而应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话，那很好。民主政权制定的宪法中有关民族事务的处理原则，就是让确有自己文化宗教特色的民族在其聚居区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
这里首先有个前提，就是哪些民族应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中共政权有个极为颟顸愚蠢的做法，就是人为地、刻意地去扩大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群间的民族差别。按中共政权的说法是中国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从毛泽东时代至今，中共都梦想、醉心做中国56个民族的大救星、大恩人。每逢中共的喜庆日，中共都要那些被中共以锦衣玉食供养的文艺名人导演出各种歌颂共产党的节目。其中一个主要节目，就是让一些漂亮的汉族姑娘穿上各式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装扮成少数民族去对毛主席、共产党歌功颂德。就为了这样的政治虚荣心，共产党把中国的民族关系搞到非常糟糕的地步。
人类内斗，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历史昭示，民族斗争往往比阶级斗争更惨烈、更无理性。在一国之类，若想减少乃至消弭民族斗争，最有效的办法是民族组成单一化。如果本来民族构成并非单一，那么要实现单一化将是个非常残酷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和平但极为漫长的过程。
除藏族、蒙族、新疆各族，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基本都没有本民族文字。由于汉族农耕文明的优势，基于经济活动的需要，经过几百年乃至千多年的交流往来，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渐与汉语趋同(或者学说汉语)。这个自然和平的文化融合过程是个好现象、好现实，本应得到支持和鼓励。可是共产党出于那种政治虚荣心，硬要扩大民族分野。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对少数民族一律给予某些特殊优待，乃至给予司法优势权，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特殊优势身份的自我认定，和对汉族的区隔感。
中国民主化若实现，应立即抛弃摒除共产党这种颟顸愚蠢的民族政策。中国土地上的居住者，应从属土公民、归化公民、外籍合法侨民、外籍逾期居留者等法律身份上去认定。不应强调各人的民族身份。各种人事档案中“民族”栏应予取消。这个举措与设置民族自治区域自治并不冲突。对那些民族人口有相当数量并相对聚居、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并独立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就应由其自治。然而如回族，人口虽然多达700多万，但大部分散居全国各地，其族源无定，亦无本民族语言文字，广泛使用汉语、汉文，所区别在于信奉伊斯兰教，这犹如有汉族人信奉基督教那样，不能成另为一族的缘由。其宗教习俗应予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但民族自治则不必设置。如果说由于历代统治者与共产党的颟顸，导致民间社会中回族人士自我认定情绪强烈，那么民主政府对这种情绪应予以疏导、淡化和制约，而不是给予鼓励和强化。近年，山东、河北都发生回族民众与汉族民众因经济事务导致的群体冲突事件。各界大为紧张。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民族冲突。其实，那冲突双双方都讲着汉语，用着汉文，有什么民族冲突可言？对这些冲突的处理方式根本不应该去考虑什么民族因素，就按照刑事治安案件处理即可，法律目前人人平等。
按照“人口有相当数量并相对聚居、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并独立建立过政权”这几条去考量，中国应考虑设置民族自治的主要有藏、维、蒙等族。
但首先还得弄清民族自治内容的界定。
民族自治绝对不是说在这个区域里，这个民族是统治民族，其他民族是被统治民族。就社会个体(每个人)而言，在政治权利、人身权利(人权)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社会治理上，民族区域自治，不但意味着它的行政管理自成体系、不受中央政府支配，而且社会制度亦由该区域民众确定。甚至说，如果这个区域的多数民众不打算进行民主选举，而甘愿把行政治理权通过某些特殊形式交给该民族的宗教领袖或社会名流，中央民主政府亦无权过问。
民族区域自治更具体的内容可这样界定：除国防、外交归中央政府掌管，死刑终审权交全国最高法院外，其他如地方行政、司法设置、文化教育、宗教事务、经济规划、社会保险等等全由区域自治政府掌管。另，水源、矿藏等国有，但中央政府在开发这些资源时，所获经济收益应给予地方自治政府适当的分成。中央政府还应专门设立上诉法庭。自治区司法不公正案件可越级向此法庭的投诉。
现在有个议论是，民族自治是民族独立的温床。获得这样自治格局的民族会籍此走向独立。
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有绝不能因这个担心就拒绝民族区域自治。否则道理上讲不过去。另外，独立的诉求如果以语言文字来表达，那有什么道理去禁止和取缔？只有中共专制政权才会把以语言文字诉求民主或独立的人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起来投入大牢。民主政府没有理由这样做。在政治理念的范畴里以语言文字说什么、写什么都行，包括宣传独立。可是有一条，不可以使用暴力。一旦使用暴力，民主政府可以予以取缔和弭平。
又可能有这样的说法，语言文字上的独立诉求，可以作为暴力行为的舆论准备和力量积聚。为了把暴力独立诉求消灭在隐患中，应该对语言文字的独立诉求都予以控制和取缔。
这种观点无论其主观上如何，客观上都流入共产党的思想意识。不妨这样说，民主制度的艰难、有时民主制度表现出比专制制度的低效率，正是由于民主政权做事不能像专制政权那样随心所欲之故。民主制度下的警方刑事破案率低于共产党政权。即使是在中国，现在的破案率也大大低于八十年代前中国人被户籍保甲制、人事档案制、粮食配给制(三制)紧紧捆绑着的时期。那么难道说，为了提高刑事破案率，我们就该恢复那“三制”、就应该推行专制体制吗？答案不言自明。同样，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前提下，怎么能为了把暴力独立消弭在隐患中，就去剥夺诉求独立的言论权利呢？
对于语言文字的独立诉求，可以用语言文字与之讨论甚至驳斥，而且也只能这样做。对暴力独立诉求则应准确地予以弭平。对恐怖主义行径更要进行有力打击。如果说民主的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可以出兵国外，那么中国的民主政府为什么不能在本国的土地上予恐怖主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呢？
事情的难度考验着民主政府。任何一个执政政党或政党联盟，都有可能因其业绩不佳(经济成绩单差劲、处置贪渎乏力、和处理民族事务举措不当等等)被选民轰下台。但有时被轰下台未必是作得不好。下台后当然应反思自己的不足和缺失，但也不必为了保持执政而丢掉自己的原则。民主政党与共产党的在这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政党正大光明地上台，心境坦然地下台。共产党是只能上台不能下台。这是因为他们是特权利益团体，是因为他们历史罪恶太多怕下台遭到清算。为保持执政权(这就是它所说的“稳定”)，它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错乱的民族政策，也是其保权的一环。
以上讲的只是大的原则。一旦进入自治区的具体设置，就还会涉及许多具体问题要考虑商议。如藏族自治区域应多大？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还是要包括青海、四川一些地方？新疆比西藏还复杂些，维族人口在新疆全境少于半数，在某些地区占多数，而在北疆如乌鲁木齐市只占20%。维族是否可在新疆建立几个聚居区域的自治州为宜？内蒙就更复杂了。蒙族无论在局部或在内蒙全境都是少数。但作为蒙族，享有自治理应是明确的。
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并非易事。但在终结中共专制后，在民主的原则下，本着民族和睦友好、共荣共享的精神，是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的。
如果有人疑问，自治到何时？我想不必作此问。一两百年以后的人们将面对不同的世界，也会有他们的智慧。而我们要关注的是先把我们这几代人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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