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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国进民退”是近一时期的热点话题，可对历史学者来说是老故事，在20世纪中国已折腾过两场：第一次在40年代的抗战期间，第二次在50年代的“过渡时期”。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崛起，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的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不悖，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发生，令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普遍质疑，计划经济思潮崛起。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中，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的不少学者和民营企业家也支持计划经济模式，例如航运大王卢作孚即如此，但不赞成政府直接经营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外患加剧，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其成员主要是偏爱计划经济的海归学者和工程师，颇有几分“工程师治国”的味道。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正式列入国策。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以孔宋等豪门权贵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则借国家资本的躯壳崛起，凭着体制内优势，大举化公为私。
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统制，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营工业的挤压和官僚资本的侵吞下日益萎缩。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国进民退”已成定局。到1948年，民营工业资本仅为战前1936年的78.6%，国家及官僚资本增至战前的2.8倍。
这场“国进民退”的后果，是大批民营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胀失控。及至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大错已经铸成，虽曾推行“国营事业民营化”试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失利，深层原因在财政崩溃。
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1950年，政务院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使私营经济处于国家计划领导之下。
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铅笔大王”吴羹梅、“猪鬃大王”古耕虞、“航运大王”卢作孚、“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以及纺织业的荣毅仁、刘国钧、刘靖基，化工业的李烛尘等，旗下的企业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1952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五反”运动的冲击，令工商业者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国家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全面推行“对资改造”。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原私营工业户的99%公私合营；商业户中40万户公私合营，144万户合作化。公方代表接管企业，资方有职无权。“文革”中全部公私合营企业被收归国有，
第二次“国进民退”比第一次更加彻底，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十年的“文革”灾难，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
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2009年8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财经》杂志 2009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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