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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中国政府已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是一个快速学习的组织，尤其是在管理国家经济，以及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交往方面。
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无疑是有学习、适应和不断提高操作技巧的能力的。但我们也应体察到，中国政府的学习一直具有“方向性”——时而朝这个方向，时而又转至另一个方向。这就是中国国内常说的政策“转右”或“转左”。不过，我更愿意称之为“向前看的学习”或“向后看的学习”。因为，面对意料之外的挑战和不期而来的危机，在“向谁学习？学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统治阶层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它引发了中国决策层里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我们不应该向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过多学习，那么这个“过多”的限度在哪里？而在应对危机的广泛影响和引导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方面，中国自身的政策遗产又会更适用到何种程度？
看起来，“向后看的学习”的思潮——也就是向旧的国家主义（statism）政策武器库拿枪取炮的思路——目前大占上风。眼下及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层的主流派都会把加强政府干涉、随意控制市场视为灵丹妙药。面对各种问题——无论是宏观的经济问题，还是具体的金融难题——国家主义都被当作一剂长期有效的良药。正如一位资深观察家所言：
“自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回归启用了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手段来管理经济，并在今年决定对”几种原料实行统一定价（Rowan Callick，《澳洲人》亚太版编辑，2009年7月18日）。
大力强化政府控制并不仅限于对几种战略性资源实行统一定价。更普遍地看，这种国家主义的政策是经由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各省市政府据称总共拿出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来实施的。
中国媒体及国际媒体已经对此报道了很多，比如2009年7月15日《时代》周刊在《中国放贷热潮中无人问津的小企业》一文中写道：
“为了让苦苦挣扎的企业安然度过危机，中国政府敦促各家银行放开信贷闸门——而银行家们也照办了。中国央行估计，今年上半年贷款发放总额超过中国各银行2008年全年贷款发放总额50%。但这股信贷流大多都投入了大型国有企业，并未流向中小私营企业。《人民日报》6月底的报道称，中小型企业获得的贷款在贷款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5%。”
另外一篇《澳洲人》的文章则写道：
“（中国）政府已加大了对商业的控制——约95%的银行贷款都在流向国有企业，而私人企业则在痛苦中挣扎。此外，中央政府复杂且不透明的权力结构中的保守派似乎日渐抬头。自从31年前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化与中央规划之间前后摇摆。”但现在显然是向后者摆。“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财富呈指数级增加，帮助数以亿计的人脱贫，让整个国家告别了粮食危机。但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与那些赞成保持全面控制权的一派之间，也在进行着长期的较量。”
中国媒体的报道则更具细节：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各银行的信用贷款，仅50%用在实体经济之上，而另一半，部分流入股市与楼市。国资委的监管乏力，导致房地产领域国进民退。尽管在2005年，国资委圈定了16家以建筑、房地产开发和经营为主的央企，也屡屡强调‘主辅'分离的政策，最新资料显示，在国资委管辖的央企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高达80%，据专业人士估计，央企中房地产资产总量已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甚至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国有房地产企业也开始异军突起。而2007年以来，浙江省有2102家房地产企业吊销了营业执照，90％以上是民营地产企业。”
从这些宏观和微观的事实来看，原来就不够自主的中国市场，现在的自由度更加退步了，而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触角伸得越来越远。这看起来是一个中期趋势，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如此。
理论上讲，人们当然可以宣称，尽管本轮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但“二战之后的世界史已无可辩驳地证明，其它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比资本主义糟糕得更多。因此，资本主义既应当继续存在下去，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正如1930年代那场甚至比目前更为严重的经济灾难之后的情况。”（Nigel Lawson，1983年至1989年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5月12日）。
因此，中国领导层理应采取的正确做法不是退回到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即更厉害的国家主义——不要忘记，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相反，过去60年来，它从未受害于政府权力的过小，而是受痛于政府权力的过大。挤压私企发展的空间，对于中国民众的长期利益而言绝非好事。更进步更透明的法律规章——鼓励中国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不论它们属于哪种所有制类型——将带来更具活力的经济体制和更大的福祉。
简言之，今天和明天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和更好的资本主义，这应该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石之上，而不应该恢复和强化政府官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但这一提议目前很难得到中国官僚集团的积极响应，因为这与他们的实际利益相悖。加大对经济资源的官僚控制，能够有力地加速官员们的升迁，提高其个人福利，培育裙带资本主义。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为这种坏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黄金机遇，使他们有更多更深的渠道从国民经济——特别是私营部门——压榨油水。
展望下一步，要在中国加大支持民企的进步性质的改革，我们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条件来自太平洋彼岸：美国经济复苏。一旦美国的金融混乱得以解决，同时，在有明显改善的新监管体系下，实体经济好转。人们则可以预见，届时，美国政府将从直接参与不良资产管理中脱身。在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力量将获得新弹药以回击国家主义的复辟，而中国领导层中的先进人士将会给予上述进步性质的改革提议一个真正的机会。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与“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相关联系是如此之紧密。
（本文为作者在哈佛大学HPAIR第18届国际商业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译。作者感谢会议方的邀请和安排，并深表对博源基金会提供相关研究资助的谢忱。本文观点完全是作者的。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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