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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贫二代”就是继承贫穷的年轻一代，与“富二代”相对应，反映的是贫富分化与固化之社会的铁律：富裕者的子女也富裕，尽管许多富家子弟乃纨绔，最终逃脱不了“富不过三代”的诅咒；贫穷者的子女也贫穷，而且三代甚至N代也无法改变贫困的命运。
富益富，贫益贫，谁该对庞大的“贫二代”负责？如何才能改变“贫二代”的命运？
目前中国“贫二代”之恶性循环日益凸显的根源在于现有的户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制度、国有企业垄断制度、财税制度、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新闻话语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官僚制度的缺陷与不合理。
城乡隔离、地区隔离、城市与城市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制造了农家后代的天生贫困，农民的后代永远是农民身份——除非考取了大学，而有机会上大学的概率很小；农民工子弟、打工子弟永远无法获得市民待遇、国民待遇——除非父母在城市买房、办企业了，而这个概率更小。据报道，南京市一百万农民工在五年中也只有四五个人获得了南京市户口，比率为百万分之一。可见，农民要改变自己的卑贱身份比中头彩还难。可以说，二元户籍制度是制造身份歧视、身份固化及“贫二代”的罪魁祸首。
由二元户籍制度衍生而来的二元教育制度以及城乡高度不平衡的教育投入使得农村娃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小，据“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农家子弟进入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仅为工人子弟的4分之一、党政干部子弟的31.7分之一。由此，不公平的教育将贫困世代继承下去。
国有垄断的银行因为抵押、贷款成本、信用信息不完全等原因必然只给大企业贷款，中小企业、个人、农民都不能融资，造成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社会就业困难、个人无法创业、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困境，而美国、欧盟皆有上万家甚至数万家民营中小银行、社区银行、贷款公司，他们可以解决老百姓的融资难题，不像我们中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国有大银行嫌贫爱富，喜欢给垄断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促成了企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使得弱势群体无法借助金融的帮助实现翻身致富的愿望。
愈来愈壮大的垄断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哀鸿遍野的民营企业只能以低工资低福利勉强生存，所侵害的必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工人以及年轻的农民工——“贫二代”的权益。
中国的财政是官本位、官僚化的财政，财政支出由官员们说了算，不像发达国家由议会说了算，行政官员只有执行的权力；而官僚化的财政造成“三公”（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及出国）甚至我所说的“四公”（三公+公款建房建楼）消费巨大，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还有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向生产领域征税、向工薪阶层征税，这些都恶化了小企业以及贫穷家庭的生存处境。
发达国家的分配结构是橄榄型，两头小中间大，特别贫穷和特别富裕的人都很少，中产阶级占90%以上；而中国的分配结构呈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特别贫穷和特别富裕的人都很多，尤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年收入很低。目前中国的工资率（总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11%~12%，工人农民的收入总和占国民收入的总和仅为25%，而世界平均是45%。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直接制造了“贫二代”。
中国的社会保障分成三大块或三等级：官员及公务员属于第一等，保障比较完善；企业及其他城市居民属于第二等，许多人面临失业、医疗等方面的困境；农民属于第三等，医疗、养老等社会化保障刚刚起步，而且保障水平极低，“贫二代”恐怕只能延续下去。
以上还只是产生“贫二代”现象的次级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组织权、监督权，我们缺乏民间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媒体都是由地方官员们所控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贫困者、上访者、工人、农民的呼声大多被遮蔽；工人农民缺乏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而无法与资方平等地博弈谈判，他们的工资福利无法提高，农产品也无法集体地以统一的品牌生产与销售，不但农民的收入无法提高，而且农产品的质量与食品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和官员由于不是经过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选举产生的，也不可能自动地代表民众的利益。由此，庞大的弱势群体、“贫二代”只能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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