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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维族干部要我们向胡耀邦反映，派习仲勋来新疆。他说：“王震、邓力群老早就镇压新疆民族干部，是习仲勋来纠正的。习仲勋了解新疆人，他来才能把新疆搞好。”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最激进的新疆民族干部，在当时也不反对汉人和汉族干部，也不主张从中国独立出走。他们只是要求实现真正的自治，成为他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他们反对的，是欺压他们的王震、邓力群那样的大汉族主义分子。他们欢迎帮助他们的，像胡耀邦、习仲勋这样的汉族朋友。我们遇到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各族干部和民众，都对我们诚恳坦率，毫不戒备。有的不会讲汉语的（在南疆），我们带着翻译，一样交谈得很融洽。我们发现凡是懂得新疆民族语言的汉族干部，为我们当翻译的，大都与新疆民族干部、民众相处较好，也较少大汉族主义偏见。但他们比民族干部较多顾虑，不大敢反映意见，怕被领导知道于自己不利。
我们在喀什接触到一位长期在南疆工作的汉族老干部，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大骂胡耀邦，连带骂到当年的毛泽东。他说：“当年毛泽东把王震、邓力群调回内地犯了大错误，助长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这回胡耀邦又来了个六条，弄到西藏和新疆不可收拾，我们都快被赶走了。胡耀邦懂个屁，什幺充分自治？你把权给了他们，他们就要搞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胡耀邦还要把汉族干部都撤回内地，那不就把新疆给了苏联、土耳其？这是卖国贼才做得出的事！”
西藏的状况稍有不同。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一开始就抵制《西藏六条》。最初是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坚持“左”倾路线的干部阻挠《六条》的执行。后来看到新疆已经停止执行《新疆六条》，开始反右；于是化暗为明，在西藏也搞起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阴法唐给中央写了两次报告，强调西藏“思想战和宗教工作有焕散软弱、放任自流倾向”，“宗教势力抬头，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宗教政策上必须反右。”
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不退却
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没有退却。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指出：西藏近四年来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从领导工作看，主要问题是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够深刻，思想不够解放，对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左”的思想还很严重。这次会议，就是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西藏领导干部）一起，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来一次再认识。”这实际上是针对阴法唐四年来抵制《西藏六条》而发。
接着，胡耀邦指出西藏的“特殊性”是什幺？一、处于世界屋脊，地理环境隔绝，二、长期封建农奴制，三、单一藏族聚居的自我团聚力，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五、世界舆论高度关注。
胡耀邦认为西藏领导干部对这五点特殊性没有深刻认识，在工作上存在四个害怕：怕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怕党的领导会削弱，怕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怕会出现大叛乱。
胡耀邦说，丢掉四个害怕，做好三方面的工作，西藏工作就能大进一步。
第一， 把西藏经济因地制宜搞上去。
第二， 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三， 保持发扬西藏固有文化。
胡耀邦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
（一） 能源建设。应发挥西藏自然资源优势，开发水电、地热、太阳能、风能。请沿海和内地各省支援包建，农牧业才能有所兴革，摆脱落后状态，不再烧林木、草、牛粪，保持生态平衡。
（二） 交通建设。同内地的交通，要靠空运，搞大飞机，把机场建设好。区内交通，多修一点骨干公路，发展运输专业户，让老百姓自己买汽车用汽车。
（三） 让广大农牧民富起来，西藏两百万人口，其中一百六十多万是农牧民。西藏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使农牧民富起来。农林牧结合，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让农牧民自己放手生产和经营。
（四） 对喇嘛教。西藏人普遍信教，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为方便信教群众，可以恢复一部分寺庙、经堂。宗教中妨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东西，是精神枷锁，应逐步加以适当改革，引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先改革灭害虫即“杀生”、倾家荡产布施、头破血流朝拜这三个问题，依靠藏族干部带头、党政干部带头，改革陈规陋习。
（五） 做好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真正交朋友，多接触多谈心，使他们了解全国形势、全区形势，重要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六） 培养藏族自己的专家干部。西藏的繁荣发展，要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要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大批西藏自己的农业、牧业、电力、交通、航空、地质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这种人才如果能在八十年代培养出两万人，就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西藏的面貌就会很不相同。这是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重大问题，应该细致安排，认真抓好。一要努力提高现有三万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二是要努力办好西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把西藏的教育文化事业搞上去，是西藏人民彻底翻身的基本措施之一。
会议开了八天（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胡耀邦七次讲话。但阴法唐回到西藏仍拒不执行，因在中央有后台（王震、邓力群）支持他。一九八四年八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派胡启立（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田纪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到西藏督促阴法唐执行中央政策，仍无效。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派去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撤了阴法唐的职。
平措旺杰提出的真知灼见
但那时西藏的形势，正如平措所担忧的，那个直通中央人脉的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经过阴法唐这几年的经营，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连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都不买账，何况一个彝族小兄弟伍精华？
伍精华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时穿藏袍参与一些群众宗教活动，被大汉族主义者讥为“喇嘛书记”。平措旺杰虽未接受胡耀邦建议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汉族主义者散布流言攻击。
他们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最坏的主张藏独的藏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一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虽未听胡耀邦的话去西藏，但他给胡耀邦提过不少建议，如：
──一九五八年在西藏等地展开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做法是错的，从此就没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等。
──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
──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萨永远不应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应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出走的一九五九年西藏暴乱。不能动用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的故事，已经由美国藏学家Melvyn.C.Goldstein根据本人口授，写成自传体的《一个西藏革命家》。二○○二年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请平措自己写一个“后记”。平措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应该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还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的人格。康区、卫藏、安多三区的藏人，都从心底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时平措旺杰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议去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的命运会不同吗？西藏会实现他的主张“在国家统一下的高度自治”吗？
恐怕会比阴法唐、伍精华在那里的状况好，但不会长久。从全国形势看，最多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杰不可能再在西藏耽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条》所做的一切，也会被新来者胡锦涛于一旦。
这是从毛泽东帝国到邓小平帝国的统治逻辑所决定的，不是平措旺杰和胡耀邦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牺牲能够改变的。
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杰这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去扫除障碍，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但到了旧帝国残留的障碍已经扫除，新帝国生长出自己的障碍时，这样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就成了新的权力者巩固个人统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达赖真诚认同胡耀邦的主张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六四”屠杀之后，我在纽约见到达赖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在原燕京大学临湖轩前的草坪上。我那时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在燕大我学的是工科，但清华校长蒋南翔成立了哲学教研室，他自己当主任，找我当讲师，让我在建筑系开了一门哲学课，我就到北京大学听苏联哲学家萨道维奇为北大哲学系开的哲学课，作为自己教学的参考。那时燕京大学已被撤消，北京大学搬来了燕园。那天我听完课，走到临湖轩前草坪时，刚好遇到达赖和班禅从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居住的临湖轩中出来，碰了一个照面。我的印象只是两个天真可爱的少年，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们是来这美丽的燕园参观游览的。
三十五年后在纽约再见达赖喇嘛时，他已经五十四岁，容颜虽改，言谈性格仍不失少年时的天真可爱，还是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对胡耀邦表示出真诚的认同，他也了解一九八○年的《西藏六条》。他说他就是受到《六条》影响决定放弃独立主张，改为争取充分自治的，那第一条不就是“充分自治”吗？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就是争取与中共谈判实现自治，避免暴力与分裂。然而由于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的戒严和镇压，接着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门的屠杀，达赖对谈判虽有期待而不乐观。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向世界开放，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经过这十年建设，局面早已改观，暴力与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这十年中共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与两个《六条》背道而驰。新疆在先，西藏在后，执行的是王震、邓力群一九五○年代初被毛泽东批判的大汉族主义路线，从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强烈的反抗意识，由于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诺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国分离之路。
中共展开了对达赖的全面进攻
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帝国已经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今年三月，是西藏平叛五十周年，也是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中国的边疆政策，已经采取同达赖喇嘛全面对抗的进攻战略：
第一， 现任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宣称“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同达赖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这个张庆黎，来西藏前是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他曾吹嘘自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是军人出身的司令员”。他出身于山东省地方干部，到新疆后开始发挥他的特殊才干。他当兵团司令员时有一段名言：“我们兵团的使命是四个字：‘屯垦戍边’，戍边就是稳定新疆，巩固边防，对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恐怖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要狠狠地打！一露头就打！”
胡锦涛选这样的人到西藏，其用意十分清楚。张庆黎到任前先放话，“对那些藏人，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完全是王震当新疆军区司令员时对少数民族的口气。来西藏后他又讲，“西藏人民对共产党非常热爱，把共产党看成佛祖一样。”藏民极为反感。
第二， 法定三月十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举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五十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位十九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确吉杰布，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攻击达赖喇嘛，他说：“西藏的稳定，面临一个无耻的人（指达赖）的攻击。我想真诚地感谢共产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明辨是非。我可以清楚地识别谁是真正热爱和保护西藏人民，谁是出乎个人动机破坏西藏的平静和稳定。”
有趣的是，这个在十世班禅喇嘛去世后由共产党精心挑选和教育出来的年轻喇嘛，如此诚实地坦言他的“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共产党给”的，他是在用“共产党给的眼睛”去“明辨是非”。所以他对达赖的攻击，也只是代表共产党的“是非”罢了。
第三， 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人大、政协记者会上宣称，禁止达赖到访应成为国际准则。
德国记者提问：“是否欧洲国家领导人只要接见达赖，即使只是随便交谈或喝杯茶，都会威胁到中欧间的合作”？
杨洁篪答：“达赖是一个政治流亡者，中国同他之间的矛盾不是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国的统一，要不要允许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国家处理对华关系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他们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义”。
第四，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宣扬西藏建设成就，把西藏内部的紧张冲突完全归之于西方煽动、破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本奈特（Robert Barnnett）指出：“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经济建设，主要在观光客最常去的城镇中，目的只是为吸引观光客，这是中国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基本结构矛盾”。
关于白皮书中对“西方煽动西藏内部紧张”的指控，本奈特说：“任何西方政府都不会蓄意煽动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需要中国一同对抗经济危机”。
对新疆的统治比西藏更残暴
邓小平帝国对新疆的统治，比西藏更残暴。
第一， 王震的“大汉族主义”阴魂在新疆始终不散。一九五○年代毛泽东派习仲勋到新疆纠正王震、邓力群的暴政，为时太短。王震虽然走了，他在新疆的“大汉族主义”势力在王恩茂任区党委书记时早已死灰复燃。一九八○年代初汪锋在新疆刚开始执行胡耀邦的《新疆六条》，就因王震向邓小平告状被调出新疆，恢复王恩茂、谷景生的高压统治。
第二， 二十一世纪初全球进入反恐怖主义战争年代时，江泽民和胡锦涛成功地把新疆维吾尔族的组织打成“恐怖主义”；并联合新疆周边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以“反恐”之名暴力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自决运动。
第三， 新疆没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西藏产生双重作用：一是对内，遵循理性、和平的“中间路线”，凝聚西藏的团结力量，使民族自治运动能够长期坚持；二是对外，达赖的国际威望，使西藏人权状况获得全球关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在行使暴力方面不得不有所节制。新疆就缺少这两方面的制约，致使新疆内部的抗争力量分散，方式激烈；外部缺乏国际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关注，让中国政府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暴力消灭不了人民的反抗
然而历史表明，邓小平帝国的暴力政策并不能消灭人民的反抗，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只有回到一九五○年代初和一九八○年代初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的边疆政策，才能有真正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但这又是做不到的，那种自信、开明的边疆政策只能昙花一现。为什幺？
因为边疆政策不可能离开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全盘战略。一九五○年代初是一个新国家诞生与兴起的年代。一九八○年代初是这个国家从动乱衰败中重新奋起的年代。那两个年代，不但边疆政策，对内，对外的全盘战略，都是自信的，开放的，无所畏惧的。邓小平不是曾经要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让流亡印度的藏族青年“回来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吗？邓小平不是还说过“天塌下来也不怕，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吗？
那是对全国人民开放的年代，对世界人民开放的年代。但曾几何时，邓小平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宪法中去掉。他害怕了，害怕自由，害怕民主，害怕人权，害怕大字报。他当然也害怕民族区域自治，害怕给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权。一旦给了西藏人、新疆人自由、自主权，全国人民跟着要起来，不就是全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了吗？
所以从胡耀邦的《六条》，退回王震、邓力群的“大汉族主义”边疆政策，是邓小平帝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所反映的是邓小平与胡耀邦、平措旺杰这些改革先锋们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分歧。
胡耀邦的世界观很清楚：权力不是目的，生产不是目的，国家也不是目的；人民，每一个人的自由、自主和幸福，才是生产的目的，国家的目的，领导人行使权力的目的。对西藏、对新疆是这样，对全国，对全世界、全人类都这样。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七、八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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