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边疆政策，都经历过从自信宽容的民族平等到自大残暴的大汉族主义的反覆过程。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邀请达赖和班褝到北京。那时达赖十九岁，班褝十七岁。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达赖喇嘛的住处，交谈中，毛泽东问达赖：“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
 
当时担任翻译的平措旺杰翻译给达赖时，达赖问平措，毛泽东说的“他们”指谁？平措问毛。
 
毛答：“就是派去你们那里的张经武、张国华、范明啊。”
 
达赖：“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了“国旗”这个敏感的词。）
 
毛：“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好吗？”
 
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与毛邓边疆政策
 
平措旺杰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帝国边疆政策反覆过程的一面镜子。
 
平措一九二二年生于四川西部的巴塘，属于藏族聚居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康”区（国民党时期的“西康省”）。在重庆上学时，他写了一篇作文描述贫富差别，得到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一九三九年平措在重庆的藏人里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那时他十七岁。
 
一九四○年代末，平措回巴塘建立中共康藏边区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准备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组织起义，推翻国民党省长刘文辉的统治。结果刘文辉自己先投降了共产党。
 
一九五○年，平措接到朱德打来的电报，要他到重庆向邓小平、刘伯承报到，准备“解放西藏”。平措是共产党内流利掌握汉、藏两种语言的最高级干部，邓小平给他的任务是：随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一是搞好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二是让解放军了解西藏风俗文化。
 
平措也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队必须带粮进藏。邓小平交给他负责，组织十万多头牛的庞大运输队，为昌都战役运输粮草。
 
十八军攻下昌都后，平措建议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总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平措说：“争取上层，不把他们当俘虏，当作准备与之谈判的人。”平措与阿沛长谈，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与宗教自由，帮助阿沛写信给拉萨政府促进谈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谈判在北京举行。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政府首席代表，中央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是李维汉，平措旺杰任双方的翻译。谈判到最后，在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上发生争执。李维汉虽事先向阿沛打了招呼，但阿沛没有同西藏代表们商量好。谈判时，李维汉一提出就遭到西藏代表反对，认为军政委员会是以解放军取代西藏政府，将使自治条件化为乌有。李维汉一生气就说：“你们反对，就卷铺盖回家！”
 
平措一听不妙，故意翻译成要他们“回旅馆”，然后去对他们解释，军政委员会是临时机构，头头又是达赖，不影响西藏自治。终于双方回到谈判桌，达成《十七条协议》。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高兴地举杯祝酒：“为平措同志对十七条作出的重要贡献干杯！”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解放军进入拉萨。平措旺杰身穿解放军军装，走在队伍前列。那时驻军的最高官员是张国华将军，按照礼仪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李维汉曾告诉平措旺杰，毛泽东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时，要行三次磕长头礼。张国华不乐意，对毛说：“行个军礼不就行了吗？”毛批评他：“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磕三个头又有什幺关系嘛！”
 
临到见达赖前，张国华对平措说：“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磕头好吗？”平措说：“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平措就代表张国华，身穿藏人服装，戴着皮帽对达赖行了三次正式的磕长头大礼。
 
后来达赖问平措：“你为什幺不穿毛式服装？”平措说：“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一九五四年达赖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习仲勋等，都是平措当翻译，两人相处久了，成了好朋友。就在他俩与毛三人交谈的那个晚上，达赖对平措说：“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
 
毛泽东是骗人吗？不是，那时党内也有传达，毛对达赖讲“西藏可以挂两面旗，一面五星红旗，一面雪山狮子旗”。那是一个初掌政权、有自信心的毛。不但对西藏，对新疆也一样主张民族平等。
 
王震邓力群搞大汉族主义
 
那时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欺侮少数民族，打压维吾尔族干部，制造冤假错案抓人、杀人。毛泽东得到讯息，立即撤了王震新疆军区司令的职，让他解甲归田当了农垦部长，派习仲勋到新疆纠正王震的“大汉族主义”错误。毛泽东还要习仲勋开除邓力群的党籍。毛认为王震是大老粗，在新疆乱搞是邓力群出主意挑唆的。
 
习仲勋在新疆纠正了王震、邓力群的错误，新疆的局势稳定了下来。但习仲勋没有开除邓力群，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好话，把他调回北京。三十年后，邓力群又挑唆王震反胡耀邦。习仲勋说：“悔不当初开除了他，留下邓力群这个祸害！”
 
一九五五年达赖回到西藏后，向张国华建议，请求中央派平措旺杰来西藏当党委书记。张国华曾向达赖表示中央原则上已同意，但后来没有下文。
 
原来形势已起了变化。一九五六年开始，全国合作化运动在四川康巴地区、青海安多地区引发藏人反抗。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收起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的边疆政策开始收紧，平措旺杰也开始遭难了。
 
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一九五七年开过一个青岛会议，会上有代表提出把四川的德格划给昌都，平措表示“不可能”。后来传开是平措提的。平措还专门向周恩来解释过，他当时是反对的。周恩来说，“是记录记错了，别当回事”。但还是整到他头上。
 
另一条罪状是张国华揭发，“你进军西藏时随身带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是列宁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平措旺杰遭难
 
这是事实。这本书是启蒙他的共产党员推荐他读的，是对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影响很深的一本书，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幺会成为一种罪状呢？平措被留在北京，不准回西藏。在拉萨，展开了对平措的“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
 
一九六○年八月，平措被隔离（二十多年后平措得知，他被隔离时，曾有报告给毛泽东，毛批示要查清问题，同时“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接着被送进秦城监狱。
 
一九六○──一九七八，平措坐了十八年牢，从三十八岁坐到五十六岁。
 
一九七八年释放后，被送到四川自贡安置，监视居住，不准自由外出，尤其禁止去北京。
 
平措反抗，一九七九年二月擅自到北京，向中央申诉。
 
邓小平要解决西藏问题
 
这时全国形势又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完成同美国建交后去了一趟美国回来，想解决西藏问题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那时的邓小平，同一九五四年会见青年达赖时的毛泽东一样，信心十足，宽容豁达。会见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嘉乐顿珠：我是以私人身份到北京的，达赖喇嘛没有委托我来谈判。
 
邓小平：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幺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二十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希望开放印度、西藏边境，让海外藏民可以回去探亲。
 
邓小平：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这些年班禅受了很多委屈，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
 
邓小平：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学校，教育了学生，也培养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是否可以让那里的教师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
 
邓小平：这好啊。可以来多少人？
 
嘉乐顿珠：初次先派三、四人，以后每年增加。
 
邓小平：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邓小平后来却说：粉碎四人帮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邓小平继续说：过去受迫害的不只藏区一个区域，很多人受迫害，包括我。（问在座的乌兰夫）你关了多少年？
 
乌兰夫：坐了九年牢。
 
邓小平：我们大家往前看嘛。你（指嘉乐顿珠）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
 
一九七九年秋，邓小平邀请达赖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请平措旺杰出席宴请达赖代表团的宴会，当时统战部担心西藏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的仇恨羞辱代表团，布置基层说服藏人不要对达赖代表掷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认为政府对藏人判断错误，结果是代表所到之处，藏人狂热欢迎，有人哭喊“达赖喇嘛万岁！”
 
消息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央，也让胡耀邦决心去西藏实地考察。胡耀邦为他的西藏之行作了充分准备。
 
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听取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报，对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两天讨论，形成第一个《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在会上说：
 
“加快西藏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决肃清其流毒。经济政策方面，要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要积极培养藏族干部，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逐步做到全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在宗教政策方面，对在西藏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喇嘛教，必须慎重对待。要尊重信教群众，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如平叛扩大化、错划富农成份等，要加紧处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转一个座谈会纪要解决不了问题，这不过是为他去西藏实地考察“暖身”的准备。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一行出发前往西藏。在飞机上，胡耀邦对随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说：
 
“我们不是去参观，是去工作，是要实地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发展西藏经济，使西藏人民生活尽快改善的大计。这是我们此行的主题。
 
“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
 
“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使用劳动力。
 
“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幺就种什幺。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胡耀邦在拉萨，到工厂、学校、藏民家中实地考察，与各方人士接触交谈，听取对西藏发展的各种意见。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讲话，提出了着名的“西藏六条”。胡耀邦说：“当前西藏工作的总目标，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胡耀邦提出“西藏六条”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所谓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
 
要确定在几年之内免除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征，肯定要免去；购，也不分配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对农牧民的产品可以实行议购、换购，互相调剂，免除分配任务。这个政策可以促进农牧业发展。
 
（三）在所有经济领域，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
 
西藏没有什幺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单单搞农业没有出路。要多种经营，农牧结合，林牧结合，搞手工业，政策要放宽。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农民愿种什幺就种什幺，不要干涉。一户养几十只羊、几条牛，发展副业，困难的，国家可贷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国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
 
（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来。
 
国家给西藏的经费，比给其他省、区都要多。过去由于经验不足，钱用得不得当，浪费很大。对国家支援的经费、物资、设备，要用得恰当，主要用在‘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上，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基础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为西藏人民办几件好事。
 
（五）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西藏有世界闻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经学，优美的音乐、舞蹈，还有藏医、藏戏等，值得研究和发展。现在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好，要考虑西藏的特点，办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
 
（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加强藏、汉干部亲密团结。
 
两、三年内，要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回去时，组织上绝对负责安排。”
 
胡耀邦说：“提出这六件大事，目的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历史最好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汉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情同骨肉，永不分离。”
 
胡耀邦从西藏回来，六月的一天，邀请平措旺杰谈话。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这次谈话的目的，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轻的达赖喇嘛向党中央提出的建议。假如当时实现了，达赖会逃亡吗？西藏的历史会不同吗？二十五年过去了。那时三十三岁的平措旺杰，已经五十八岁。平措在他的自传里说，他听了胡耀邦的建议，“凭着强烈的直觉，谢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胡耀邦说：“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平措的“直觉”，其出自他的经历和对西藏现状的观察。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而且直通中央的人脉。这个结构里汉藏两族的干部，未必愿意平措旺杰这样的人物去改变现状。

王震、邓力群向胡耀邦发难
 
一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问题，提出对新疆工作的六条。胡耀邦认为，新疆不像西藏那幺复杂，没有流亡宗教领袖和流亡政府，那时也还没有外国支持的疆独运动。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也比西藏好，问题的解决似乎不难。
 
胡耀邦未料到的是，以王震、邓力群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旧势力在中央发难，不但攻击中央对西藏、新疆的新政策，还想翻他们一九五○年代初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的案。邓力群说：“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危险，他没有认识。对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印度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俄国要把新疆搞走，他完全忽视。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在王震、邓力群们的策动下，西藏和新疆的干部思想陷于混乱。在新疆因有王震旧部在那里遥相呼应，闹得更凶。一九八一年秋胡耀邦要我多下去做调查研究，我从北疆到南疆走了两个月，可以说走遍了整个新疆。那时执行《新疆六条》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已因王震在邓小平面前“告状”被调出新疆。邓小平派了军队干部谷景生去，实际上执行王震当年在新疆的大汉族主义路线。我们（我和中央党校的两位同事）到新疆时，那里的汉族干部已经公开攻击胡耀邦，而民族干部却支持《新疆六条》，担心“实行不了”。
 
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
 
我们调查研究的主题，是新疆的经济开发。但很快发现，新疆的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与门户开放。新疆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当开放。为什幺新疆还那幺穷呢？尤其是南疆，我们到居民家里拜访，真是“家徒四壁”。
 
根本原因，一个是长期封闭，连汉唐以来就已打通的国际贸易要道也关闭了；一个是新疆当地民族受到压抑，得不到自由发展。所以当《新疆六条》传到新疆时，新疆人民和民族干部无不热烈拥护。汉族干部的反应并不一致。一部分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思想比较开放的汉族干部，赞同新疆实行充分民族自治，对自己调回内地也易于接受。另一部分在新疆已获得超过自己能力、水平的特权与利益的汉族干部，则不那幺想得通。但如果没有上面的后台策动，他们也只能被动接受中央政策。
 
王震、邓力群与胡耀邦在边疆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当时在北京还不为人知，在新疆就非常公开化。我们一到喀什，一位维吾尔族干部找到我们住所，非常激动地说：“胡耀邦的六条我们拥护，现在为什幺停止执行？汉族干部说撤又不撤了。听说反倒要把买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领导人）调出新疆，这是怎幺回事？”他还说，“王震有一回来新疆讲，他死后要葬到新疆的天山上。我们可不允许这个杀新疆人的异教徒骨头弄脏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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