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形成两大传统，一是皇权文化传统，另一是官权文化传统。人们原以为，两场暴力革命早已把两大传统连根拔除，不曾想，随著中共的蜕变，两大传统又悄然回到中国。

十年前，当中共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我和许多人一样，感触最深的是皇权传统的回归。江泽民春风得意，大事铺张，俨然把大庆变成自己的登基典礼。

转 眼又十年，面对中共建国一甲子，中国知识分子感慨的是官权文化的空前繁荣。今日之中国，想当官的人之多，令人不可思议。陈丹青直言，“做官”已成为当代中 国人的核心价值。此语虽惊人，却无人反驳，因为大家每日面对的现实确实如此。最近被网民热议的一条新闻，就是六岁学童对记者说长大要做贪官。童言无忌，这 个天真的女孩不过是折射了大人的梦想。

不能不承认，中国官权文化的空前繁荣，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没有改革，做官的好处不会这么大，若 无开放，贪官的机会岂能如此多。不过，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空间的扩展，一度给普通人带来过机会和自由，只是六四之后，尤其是近十年，百姓才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官权的膨胀有如恶性肿瘤，正在急剧扩散到社会肌体的所有器官和部位，小民已无处可逃。

反映在国民经济数据上，是连年的“官肥民瘦” 趋势，个人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政府和官员的消费却大幅上升。国外估计，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已从1968年的60%降到2008年的36%，而美国则 高达72%。周小川亦承认，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九十年代以来急剧下降，已从过去的60%，降至50%以下。

在财富明显向官僚阶层集中的同时，官员深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占尽一切领域的权势和风光。大学已被完全官僚化，艺术界也难逃官权的巨掌。

中 共政权下官权的空前膨胀，还有其独特的体制和历史原因。中共不仅建国不久就垄断了大部分经济资源，而且迫使知识阶层全面依附政权，把所有具备公共管理能力 的知识精英都纳入官僚体系。正如张鸣教授指出，现代社会的运行，本来就赋予官员广泛的权力，而当代中国一方面继承了官民对立的传统矛盾，一方面又失去了传 统的缓冲机制，历史上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已不复存在。于是，随著改革开放高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的官民关系也以空前的速度恶化。

张鸣笔 下官民关系，是各级官员“蛮不讲理，强行压制”，使得“理性的声音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官场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 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 员的公敌。”

知名学者秋风， 则试图揭示中国官权膨胀精神方面的原因。他写道，“‘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 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秋风用德、日、俄在崛起过程中“自拆台脚”的惨痛历史警告中国当权者，不要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

中国的当 权者确实是一批权力崇拜者，不过，如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一样，中国的“权力崇拜”，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善于内斗的中国人对官 权的崇拜，远甚于对其他权力的崇拜，因此，尽管中国的崛起已无可挽回地走上一条“自拆台脚”的歧路，但中国的歧路与德、日、俄的歧路不尽相同。在迷信武力 的时代，德、日、俄崛起的歧路，是一条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害人害己之路，而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时代，官权主导下的中国崛起，则是一条内欺家奴，外腐 全球的害己害人之路。

中国当局向西方输送大量资源，换的就是他们不挑战中共官僚阶级奴役本国人民的“基本制度”。中国崛起的官权文化陷阱是一个崭新的难题，中国如何能走出这个陷阱，现在还看不清楚，同样看不清楚的，是世界有什么办法能防止中国崛起带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