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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北大中文系的调干生刘秉彝是我在部队的战友，他邀请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觉得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北大有民主传统。5月23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关于胡风问题辩论会，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许多人上台发言，气氛非常激烈。本来我祇是准备听听的，没想到会议主持者宣布要我讲话，我上台就讲开了，一上了台这一辈子就下不来了。我是学法律的，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我说从目前公布的三批材料来看，下结论说胡风是反革命为时尚早，检察院至今没有公布侦察结果，这就说明了问题。即使特务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结案。有人说胡风问题的性质是毛主席定的。我就说了毛主席的话不是金科玉律。关于社会主义，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甚至苏联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
亚 衣：中共中央对胡风案件重新审理，对胡风平反是1980年，比您的质疑晚了23年；邓小平
提出中国社会体制的问题是在1979年至1980年，也比您迟了20多年。看来您的全部错误是，比这类中共伟大领袖们发现伟大思想早了20年。据说您当时得到的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来自您的恋人——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先生。
林希翎：那个时候很多人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片断，感到很震撼，我还从安娜·路易士·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中印证了一些情况。我在和曹治雄约会的时候问他知不知道秘密报告，他说当然知道，全文都看了。我那时没有看过全文，问曹借了带回学校去看，看到半夜，全身发抖。我没有想到我所崇拜的斯大林这么残暴，人们说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难道明天这么黑暗？我就让好朋友同学分头抄这个报告。我在后来的演讲中把报告的内容说了出来。苏联有肃反扩大化，中国也有。这是鸣放中的重要问题。对于斯大林，过去我的印象很好，斯大林逝世时，我在部队里戴上黑纱哭肿了眼睛。亲眼看到了这个秘密报告，我感到我过去的眼泪白流了。幸亏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还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苏联共产党人。他在军事上、农业上和对外关系方面犯的错误都还可以原谅，祇是在肃反扩大化这个问题上所犯的罪行，在感情上觉得不可原谅。
亚 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5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作用。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幸运。毛泽东一直声称要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可怜的中国共产党内根本出不了赫鲁晓夫，当然也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您有没有觉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赫鲁晓夫问题上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林希翎：毛泽东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前面说过作家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其实政治家也一样。斯大林压制过毛泽东，就这一点来说，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使得毛泽东感到轻松甚至“解放”。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批判对他是很大的刺激。中国知识份子欢迎赫鲁晓夫的报告，共产党就不能容忍。毛泽东轻信北京市委谎报军情的报告，说北京大学被反革命控制，发生了小匈牙利事件等等。
15年徒刑的反面教员——毛泽东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
亚 衣：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根据毛泽东说的处置方式，对大学生中著名右派份子一般是“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您怎么后来又成了“反革命”，被判处15年徒刑？据说您的案件的处置，涉及到不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
林希翎：那一年在全市高校毕业生大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林希翎也来了，对一些犯错误的青年，我们还是给出路，给他们分配工作。可是刘少奇、彭真那些党内官僚主义当权派不一样，邓小平反右的时候是总书记，在内部讲话就中批判过我。刘少奇早在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内参”中就批示：“极右反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我看的事情暴露后，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那里查问曹志雄。我打电话给曹治雄，约他在中山公园见最后一面，有些东西要还给她。他那时已经和我断绝了关系。他与我见面的时候说，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谁在我边上？我说不知道，他说罗部长，他叫我出来见你。曹治雄被撤职，隔离审查。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胡耀邦。我被打成右派后，刘少奇在一次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集会上故意跑到人大队伍来问，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改造得怎样？一些宁左勿右的人纷纷回答：顽固份子，继续反党，态度特别不好。刘少奇不阴不阳地说，那你们要好好监督，不阴不阳说了。第二天罗瑞卿就到人民大学去召开紧急党委会，说林希翎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了。把它交给我，我有办法对她实行强制改造。法律系总支书记高欣山连夜找我，脸色都白了，说这下完了（亚衣：这个人是好人。）是的，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处处遇到好人。有一次我在校园里，天已经黑了，一个人叫我，我说你是谁？他说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告诉你一个事情，你很快就要被逮捕了。我说不可能，我的案子已经公布了，他说不要太天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逃，还告诉我电话和地址，是南斯拉夫大使馆。多年来吴老的战友，一直为我鸣冤叫屈，谢觉哉也到监狱里面看过我。
亚 衣：我一直不忍心询问您当时者所受过哪些的痛苦——50年前的你正是风华正茂，与相爱的人准备大学毕业之后结婚。
林希翎：这些事情，弹指一挥间。肉体的痛苦倒还是次要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他们把你孤立起来，许多人在孤立中垮了。对我来说，因为从小有一种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榜样深深印在心里。无知的群氓对耶稣扔石头，钉十字架；面对大多愚昧的群众，我早就做好了殉道者的思想准备，我经常将屈原的话写在墙上，本子上：举世浑浊唯我清；众人皆醉唯我醒。那时审讯的人常常把他们的罗部长挂在嘴边，我对他们说，告诉你们的罗部长，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和生命就与罗瑞卿来一场豪赌，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也要让你们罗部长的暴力万能论彻底失败。我有很强的自信性。永远不在独裁者面前检讨认错。（亚衣：我发现几个没有得到改正的右派样板，比如彭文应，都是死不认错的。）
亚 衣：听说您被释放出来是因为毛泽东问道了您？
林希翎：是的。我被抓毛泽东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亚衣：毛泽东是真的不知道吗？）1973年毛泽东问起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林希翎在干什么，他好不好？吴德说不知道，要去查一查。后来告诉毛说林关在浙江。毛听了很生气，说关她干什么，他年轻，很能干，分配工作。就这样，圣旨下来了，中央电报到浙江省委，把我放了出来。我抓进去是秘密的，放出来也是秘密的，什么文件都没有。管我的那个监狱差不多要暴动了。因为监狱里的人平时叫我大右派，说我顽固到底，从来不认罪。监狱上下都知道我嚣张，经常把我作为反面教材。管监狱的人多次扬言，我刑期满了也不会放，即使监狱里的人都走光了，留下来看大门的还是我这个大右派。可是有一天有人来说程海果同志，把东西收拾一下准备走吧。我穿上了军装，准备上刑场。因为监狱里经常将我陪绑，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经常叫我去，我也从来没有想活着离开监狱。后来有人告诉我，监狱里的犯人看我往外跑，差一点要暴动。这个时候离我刑满也祇差两个多月时间。
不被改正的“右派活化石”
亚 衣：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全国代表性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份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复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5人不予改正，维持原案、祇摘帽子。这5人是全国性的头面人物，您是大学生右派中不予改正的人物。据您所知，在一般百姓中像您这样未获改正的还有多少？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全国未被改正的右派有3000人。
林希翎：在北京所有大学的右派份子中，就剩我一个活标本。北京大学的全改正了，连得谭天荣，毛泽东曾经把他和我称作一对“金童玉女”的，也改正了。（亚衣：就是那个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大毒草”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我看过他关于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论说，很有见地。）
亚 衣：有一种说法，您的右派身份的没有得到改正与中共上层政治斗争有关。胡耀邦明确主张对您改正，结果反而促使邓小平一类顽固份子坚持不改。
林希翎：197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5月法院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但是人大党委对我说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同意给我改正的，是北京市委不同意。（亚衣：你认为祇是北京市委吗？恐怕是邓小平的意思吧。）当然。胡耀邦对我最暸解，他先后作了3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还在来信上写了“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很有人情味，却不符合邓大人的心意。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与胡耀邦有心结，越是胡耀邦说要改正，邓小平越是不予改正；第二，邓小平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如果全部改正了，这个必要性从那里说起？总的留几个做样板。
亚 衣：您曾经给邓小平写过万言书，对他坚持的反右必要论进行了批评。
林希翎：我知道自己改正不了，但是不甘心，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单单在北京党政机关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名，在全国各地受牵连的不计其数。１９６５年我患重病住院，一位张姓护士冒险为我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毛泽东的信，郭沫若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开除公职。10多年来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给她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然是右派。1980年我在北京一个朋友那里住一个星期，一口气写了给邓小平的信，直接送到耀邦夫人李昭那里，她骑自行车上班，中午吃饭啃一个馒头。我说李大姐，我不想麻烦耀邦了，请您想办法送到上去。后来听说，秘书对邓小平说林希翎给你写信了，要求改正。邓小平说，林希翎，就是要杀共产党的那个？不行。（亚衣：你什么时候说过要杀共产党？这是给葛佩琦按的罪状，其实葛佩琦也没有说过。）葛佩琦倒最后还是平反了。
亚 衣：您现在不想平反了吧。
林希翎：从历史来看，当年将我们打成右派是错的，因为我不是右派，而是自由知识份子。如果今天共产党还是认为反对独裁专制者是右派的话，那么我庄严地声明：我就是右派！官方没有必要给我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还是把帽子给我戴回去好。当局说给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们经过20多年都改造好了。可我根本没有改造好，我从来没有认罪和认错。50年前我公开发表的那些观点，历史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哪有正确的一方向错误的一方要求平反的？
亚 衣：1957年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你们的思想行为表示由衷的钦佩。
超越党派的民间和平使者
亚 衣:在您离开监狱之后的经历是否可以简单说一下，人们大多不太知道。
林希翎：1973年我从浙江金华劳改农场放出来之后，理应就近安排在金华市，但是他们故意将我弄到偏远的武义县农机厂当检验工，工资35元，而且下令不准暴露我大右派林希翎的身份。开始我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处境艰难，第二年同我的小师傅结婚，他比我小10岁，是出身农村的老实巴交的大学毕业生，我们生了两个男孩，80年代初期分手。1975年我曾经上访北京，被押回浙江批斗。1978年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听到了给右派摘帽的中央21号文件传达。就给小儿子起了个美好的名字———春临。1978年我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调到浙江省金华文联工作，做刊物编辑。1979年春再上北京，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奔波，结果是1979年人民大学党委对我做了“不予改正”的结论，1980年法院也做出了维持原判不予平反的裁定。1983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被借调至广州，在省教育学院任政治系的“法学概论”教员。
亚 衣：后来您与父亲联络上了？
林希翎：1962年我还在狱中的时候，母亲带着弟妹们艰难生活，有一次突然接到父亲从香港寄来的信和钱。从那时起家里便和父亲联系上了。父亲在台湾曾经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匪”罪名逮捕关押，后来经人营救，终于被放了出来，在非官方部门当一个小职员。我出狱以后母亲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也与居住在台湾的父亲恢复了通信联系。父亲患了癌症，我想到香港看望父亲，但是限于我的身份，有关部门迟迟不批。我就直接给中央领导发信，在胡耀邦的干预下，我终于被批准回浙江办理赴港通行证。这一年7月2日我到达香港，与别离36年的老父亲团聚。
亚 衣：1985年您曾经访问过台湾，据说也闹出过一些风波。对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来说，您访问台湾算是很早的了，海外中国大陆留学生首先被邀请访问台湾的是在1988年，其中有吴牟人、徐邦泰、许成钢、钱颖一、裴敏欣5人。
林希翎：1983年10月我应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从香港到法国，在法国高等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做了3年。其间我一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直到1989民运和64事件发生，我的想法有了改变，1993年加入了法国国籍。1984年我曾经应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王炳章的邀请到美国访问。我希望有机会去台湾看看父亲居住的地方，1984年底我得知老父癌症恶化，就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巴黎办事处提出赴台探亲的申请，9月23日到台湾。我在接受台湾报界采访的时候明确说明，这次到台湾完全是自费的私人旅行。作为独立的海外学人，我想以客观超然的立场来观察台湾社会生活，希望有机会多接触台湾民众和文化界人士。我既不是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也不作国民党的反共义士，我关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的自由往来。这个时候的台湾还没有解严，还没有开放报禁、党禁。我在台湾到处“大鸣大放”，比在1957年在北京还说得厉害。我觉得我的访问是促使蒋经国解严的一大因素。我说了大陆台湾“三通”的敏感话题，主张民间先三通；我说我与我爸爸现在就已经三通了。这些话对台湾方面有很大震撼，当然也是说给共产党内一些家伙听的，我知道他们躲在角落里面等待看我的笑话，认为我去台湾一定会大肆“反共”甚至“叛国投敌”，这样的话，胡耀邦这些帮我说话的人就要倒楣了。
亚 衣：您说过这次访问是您在两岸关系上的“破冰之旅”。
林希翎：我是第一个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去台湾的，另外我还根据台湾方面的要求领了一本中华民国的护照。在台湾期间，恰巧赶上观看了那年11月份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民主选举，台湾朋友告诉我，选举是“民主假期”。台湾的官员问我大陆官场怎么样，我说跟你们差不多，讲话的口气，打的官腔一样，连办公室的摆设都一样；国民党内一些老牌的反共头子对我说，小林啊，共产党厉害，专门搞阴谋，不能相信；我说共产党现在换了老板，邓大人想与你拥抱都来不及呢，不会打你们的。从台湾回来，碰到中共官员更想知道台湾情况，问我台湾怎么样，我也说跟你们一样。我说国民党到了台湾有很大改变，教育搞得很好，参军也平等，不开后门；在两岸问题上，我跟共产党官员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要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和党派接触。我和胡耀邦提了，和许家屯、唐树备说了，他们洗耳恭听。我也给国民党提了改革的建议。我在国民党面前讲共产党的好话，在共产党面前讲国民党的好话，不像有些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说的都是真话。在台湾的统派面前我说独派的好话，在独派面前我说统派的好话。我是一个民间和平使者，超越党派，超越统独。
亚 衣：您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怎么一回事？
林希翎：我是在2000年参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我还是和统会的法国顾问。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世界各地都有，后来我知道它在中国的背景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人因此对我有所批评。其实对我来说，两岸人民都是骨肉同胞，人民的幸福最重要，所以祇要是讨论研究中国和平统一的事情，不管它什么背景，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是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我都参加，都会在会上发表我的意见。2000年吕秀莲民主基金会召开两岸关系研讨会，我也参加并在会上发了言；2005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邀请我参加中国和平建设统一大会，我也去发言，我在会上说，国民党要改革，祇有一个人可以救国民党，就是马英九。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和统会上的好几次独立的发言都受到中共的打压。我以前反对台独反得很厉害，现在不那么起劲了。我尤其反对中共当局以反台独为名反对民主。我觉得祇要有利于两岸人民和平幸福的事情，我都会参与。
心中难解的毛泽东情结
亚 衣：再回到我们在前面评论过的毛泽东，他是1957年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又是镇压这个自由思想运动的刽子手；当年的您，还有其他不少优秀青年知识份子，对毛泽东尊敬甚至崇拜，您在批评毛泽东在胡风问题上“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的时候，还强调“毛主席可贵的一点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
林希翎：前面说过，当年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心中忧虑、焦急；听了毛主席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内部录音，则大受鼓舞，毛主席要我们要区分两类矛盾，尤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弊病造成的问题，毛主席要大家放胆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觉得这下子有希望了，完全相信毛泽东的真诚，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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